中国近代植物学的奠基人

　　中国植物种类繁多，资源丰富，很久以来，英、法、德、美等许多国家的科学家多次来中国调查植物资源和采集植物标本。从19世纪60年代前后开始，对中国植物的研究主要由外国人把持，大批标本包括珍稀、模式标本流落国外，有关中国植物的调查和研究论文也是外国人写的。在国内，近代植物学曾先后两次被介绍进来，出版和翻译了一些国外植物学的书，但由于长期受封建社会的桎梏，都没有受到重视，直到本世纪初近代植物学在中国还是一片空白。钱崇澍对这种状况早就不满。他认为不建立中国近代植物学，怎能开发利用祖国丰富的植物资源，又怎能改造中国落后的农业、林业，建设成一个富强的国家呢？

　　钱崇澍怀着满腔救国激情，决心要更快地将自己学到的近代植物学知识播种在祖国大地上，让它生根、开花、结果。他当时克服了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重重困难，以极大的热情和毅力，致力于在国内建立和发展近代植物学的研究工作。

　　他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在许多方面都是开创性的。1916年，在国外发表了《宾夕法尼亚毛茛两个亚洲近缘种》，这是中国人用拉丁文为植物命名和分类的第一篇文献。1917年他在国外发表《钡、锶、铈对水绵属的特殊作用》，同样这是中国应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植物生理学的第一篇文献。他还首次写出了中国植物生态学和地植物学的论文《安徽黄山植被区系的初步研究》。钱崇澍还在国内第一个选择了在植物分类工作中难度较大的兰科、荨麻科、豆科、毛茛科等植物进行系统的研究。为了更快传播新技术和新的科学知识，1917年他发表了《介绍新着动植物显微镜法》一文，1929年翻译了《细胞的渗透性质》、《自养植物的光合作用》等植物生理方面的论文。钱崇澍早期的论着和译文，大多数发表在《科学》、《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论文集》、《中央研究院植物学文集》等刊物上。除上述文章外，他所发表的《森林之种类与分布》、《植物疏密之试验》、《植物之天演》、《浙江之兰科三新种》、《中国植物之新种》等也都是当时的代表作。钱崇澍在植物分类学、植物生理学及植物生态学和地植物学所作出的贡献，为中国近代植物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钱崇澍非常重视野外考察工作。回国不久，他就不畏千辛万苦，深入浙江和江苏南部进行植物区系的研究，采集植物标本1万多号，特别是对浙江省植物做过系统的收集和整理。20年代后又对南京钟山的森林和岩石植物进行过专门的观察和研究。他还制定了江苏、浙江、安徽、四川各省的植物调查规划。他所组织的采集队走遍了这些地区的山山水水，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为中国东南、西南植物分类、区系和植被等方面的研究开辟了道路，也为以后编写地区植物志、全国植物志以及研究植物地理学等创造了条件。通过这些考察活动使钱崇澍进一步认识到祖国丰富的绿色宝库，开阔了视野，更坚定了他献身科学的信念。

　　出色的科学组织者

　　钱崇澍还是一位出色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认为要使近代植物学在祖国大地上扎根，必须建立研究基地，组织培养研究力量。为此，他放弃了国立大学的教授职位，于1922年与植物学家胡先?X合作，依靠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补助，在南京秉志教授创立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内组建植物部，建立起实验室、标本室、图书馆，并开展调查研究，出版刊物图谱，使该所植物学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迅速进展，为中国培养和造就了不少第一流的植物学家。

　　30年代，植物学的科学研究和教学队伍逐渐扩大，迫切需要将全国从事植物学研究的工作者组织起来，更好地开展学术交流和科研工作。为此，钱崇澍与胡先?X、陈焕镛、张景钺教授等共同倡议组织中国植物学会，经过积极筹备，该学会于1933年8月20日在四川重庆北碚中国西部科学院宣布诞生。会上，钱崇澍被选为评议员。翌年，在江西庐山莲花谷召开的学会年会上，他又被选为《植物学杂志》（现《植物学报》的前身，中国最早以中文发表的植物学学术刊物）的编辑。从那以后，他一直是植物学会的领导人之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保存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初步形成的科研队伍，在中国西部科学院卢作孚的帮助下，钱崇澍率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一部分科技人员，迁往西南大后方重庆北碚，找到了一个落脚点。生物研究所迁到北碚后，那时经费更加困难，物价飞涨，而国民党又以不改为国立就不发给平价米来威胁，企图控制这个研究所。许多职工难以维持生活。为了摆脱困境，钱崇澍带领大家种菜、养猪等，还和一些高级职员到外面兼课，以所得平价米来补助困难的职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保存了这支队伍。在这种极端艰难的境遇中，他还坚持研究工作，写出了《四川北碚植物鸟瞰》、《四川的四种木本植物新种》、《四川北碚之菊科植物》等论文。此外，钱崇澍在青城山一带采集的植物标本为科学研究和教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至今仍在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党对科学事业的重视和关怀，使钱崇澍深受鼓舞。他更加辛勤地工作，除担任中国）、《中国植被类型》（与吴征镒、陈昌笃合作）、《中国森林植物志》等重要着作。《黄河流域植物分布概况》一文，对于黄河流域的人工造林和做好水土保持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他古稀之年又主持了《中国植物志》的编撰工作，任主编并担任荨麻科部分的编写工作。中国是世界上植物种类最多的国家之一，植物志编写任务十分艰巨。从1959年到1965年他任主编期间，《中国植物志》共出版了3卷。全书预计80卷125册，约4000万字，它是发展中国农、林、牧、渔、医药、环境保护等事业以及进行植物学研究的基本资料，也将是中国植物学发展史上一项划时代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