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公开的统计数据告诉我们，过去10年，中国的GDP增加了约12万亿，城市化人口增长近10%，相当于10个大洋洲的人口，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了280万公顷，相当于5个上海;在这10年中，我们看到高速公路在中国大地上蔓延，到2007年底，高速公路总里程达到4.1万公里，居世界第二位;2006年5月20日，三峡大坝最后一仓混凝土浇筑完毕，这标志着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主体工程完工，除了建成世界最大的大坝外，中国还有世界上最多的水坝，共计2.5万多座。同样，在这10年里，耕地减少了250万公顷，相当于1.4个浙江省的耕地;广大的土地被破碎，乡土社区被分离，自然过程和生物流被切割;中国地表水系统发生了毁灭性的改变，大量河流死去;全球气候变暖的阴影笼罩整个世界，并越来越令人毛骨悚然……，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大地景观的巨变，五千年未尝有过。

这10年是中国城市景观的破坏最严重的时期。从1999年昆明世博会开始，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城市美化运动此起彼伏;城市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由此使我们看到了这个时代中国式的城市景观。目前这种城市景观正面临着三个方面的挑战：

首先是可持续发展问题

未来20年内，中国13亿人口中的65%都将居住于城市(目前居住于城市的人口比率约占41%)。在中国660多个城市中，有三分之二的城市缺水，在我们的城市和乡村流淌的河流几乎没有一条未被污染;在中国境内的大多数河流上建筑15米以上高度的大坝约25，800座，占世界总坝数一半以上;与以往相比，当代中国有更多的人口处于各种自然灾害的威胁下;荒漠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每年都有3436平方公里的土地变成沙漠，目前，荒漠化总面积占整个国土面积的20%，且每年都在上升;每年都有近50亿吨的土壤被侵蚀。中国在过去的50年中，有50%的湿地消失;地下水水位每天都在下降。以北京为例，其地下水超采量是110%，地下水位每年以1米的速度下降。

连续几年，中国每年消耗的钢材是世界总消耗量的50%以上，水泥30%以上，当它们都被用到哪里了呢?它们被用来建造大型的纪念性广场和建筑、被用来给自然的河道衬底，用来拦河筑坝。经济高速发展的代价是环境的破坏。过去的二十年中，中国大多数城市的GDP增长幅度都十分惊人，而与此同时每年因为环境和生态的破坏造成的损失已经占到了GDP总量的7%到20%，这相当于每年GDP的增长量，甚至更高。

我们不禁会问：我们能够在日益恶化的环境和生态中幸免于难吗?

其次是当今中国人的文化身份问题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进入快速的社会转型中，中华民族面临着文化身份缺失的危机。从传统上讲，中国的文化身份是建立在封建王朝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之上的。事实上，当我们看看被列为国家遗产和世界遗产的大部分项目时，可以发现：被认为代表中国文化的遗产，其实大多是皇权和士大夫上层文化的产物。我并不否定它们的成就，只是我们的确需要问问自己：这种曾经的封建上层文化景观是否还能够代表我们民族当今的文化身份?

在城市设计中这种文化身份丧失的危机表现得尤其明显。当一位法国设计师为了实现他自己的梦想，将他的“杰作”—— 中国国家大剧院 —— 移植到中国首都腹地的时候，当巨大、危险的中国央视大楼的修建只是为了制造“震撼人心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我们试图呈现给世界的是什么?在中国过往封建帝王的华丽与现代西方的纷繁之间，我们不知所措，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是什么?这是当代中国、也是世界景观设计师应该思考的重要问题。

第三是精神信仰的缺失问题

祖母告诉我：当一棵树长大变老之后，会变成神，有精灵栖居;当一块石头陪伴我们的家园，日久也变为神，有精灵栖居，我们的山、水和土地本身又何尝不是?祖辈们修建庙宇神龛用以供奉这些自然和先贤的神灵，它们保佑后代的幸福安康。我们曾相信是这些精神庇佑着我们的现世生活，还相信我们未来的生活需要这些精神的指引。正因为这些信仰和精神的存在，我们的生活才充满了意义。

过去几年，中国有近4000万农民失去土地和土地上的一切，包括精神的载体，这个数字还以每年200万的速度增长，他们的归属将在那里?国营工厂的破产导致大量职工的下岗，对于这些“以厂为家”的人们来说，他们的精神家园又在哪里?

像世界其它地方一样，物质主义迅速地覆盖着中国的每一寸土地、甚至于土地上的每一个元素，包括我们的祖坟，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不能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保留这些过往灵魂的栖息地和当代人的精神家园，美国的第一个公园是墓地，而且至今仍然是最吸引人的休憩地;村前神圣而意味深长的溪流和池塘不是被填平了，就是以控制洪水的名义被水泥渠化了;寄托祖先信仰的风水树被剃光了枝丫，成为城市景观大道上“断臂维纳斯”。土地和景观元素正在日益地商品化，渐渐地，我们失去了与土地的精神联系。

面对这三个严峻的问题，当代景观设计学能够担负起重建“天地-人-神”和谐的使命，在这个城市化、全球化、工业化的时代里重建“桃花源”。为什么景观设计学能够在重建“桃花源”的使命中扮演主要角色?因为景观是一个天、地、人、神相互作用的界面，在这一界面上，各种自然和生物的、历史和文化的、社会和精神的过程发生并相互作用着。卓越的博物学者、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森曾经说过：在生物保护中，“景观设计将会扮演关键的角色。即使在高度人工化的环境里，通过树林、绿带、流域以及人工湖泊等的合理布置，仍然能够很好地保护生物多样性。明智的景观规划设计不但能实现经济效益和美观，同时能很好地保护生物和自然。”

而景观不仅仅事关环境和生态，还关系到整个国家对于自己文化身份的认同和归属问题。景观是家园的基础，也是归属感的基础。在处理环境问题、重拾文化身份以及重建人地的精神联系方面，景观设计学也许是最应该发挥其能力的学科。景观设计学的这种地位来自其固有的、与自然系统的联系，来自于其与本地环境相适应的农耕传统根基，来自上千年来形成的、与多样化自然环境相适应的“天地-人神”关系的纽带。

在重建“桃花源”的过程中，重中之重就是要进行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生态伦理和生态文明的建设。

记得有一段时间环保主义者是个贬义词，原因是它把环境保护跟社会的发展相脱离了，是出世的作法。现在讲入世，即要把生态保护变成一个对社会发展有积极贡献的，甚至是可以改变社会的一种动力。所以生态保护不仅保护生物或某一种动物，而是保护一个完整的系统，它是一个系统生存的艺术，也是一种革命的思想。 

有人认为，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已经发生过两次文艺复兴。第一次是通常认为的欧洲文艺复兴，它是起源于人类的自我觉醒——人文主义的觉醒。当黑死病的流行使整个欧洲死了一大半人之后人们开始觉醒，意识到人的自我价值。正是第一次文艺复兴带动了整个科学界的发展，使其从宗教的束缚里解脱出来。

第二次文艺复兴被认为是美国的高科技革命，这来源于当时美国对希特勒以及苏联的武器的恐惧。因为最早是希特勒要造原子弹，后来是苏联。这种恐惧导致了美国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出现了一大批硅谷式的高科技区，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的高科技产业，最后成为影响整个世界的信息革命。

由此可知，文艺复兴都在危机意识下发生的。因为只有人类意识到危机的存在和严重性，才能迸发出一种变革的力量来解决问题。这一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一次文艺复兴。因此，有人认为第三次文艺复兴应该在中国。但这次的文艺复兴的危机是什么?毫不夸张地说，这次危机就是人类物种的消亡，即人类本身和生存环境的消亡。因此从本质上讲这次文艺复兴就是一场绿色革命。那么这个绿色革命发源在什么地方?一定是在中国。因为从前面的分析可知，中国正面临一个巨大的生存压力，离人类生存的危机的边缘太近了……

近年来设计领域不断地出现各种仿古建筑和景观，除去它们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不说，它们实际上是对目前城市建设中出现的文化身份和精神信仰缺失问题的一种反思。虽然是一种好的趋势，但却不是一种正确的解决途径。无论是圆明园还是姜子牙文化城，都是我国古代文化中的上层文化，是利用上层社会手中的各种资源打造的士大夫阶层的享乐文化。而今时今日，我们需要的是为千千万万个普通民众创造休息娱乐场所，我们面对的是与古代不同的对象和阶层。因此，我们不能从古代的上层文化中探寻中华民族文化的“源”。

近些年我游历了全球各地的城市，遍览了数千年的城市历史，跨越了数千里的景观。在旅程中，我看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一类人很特殊、很高贵，但却是扭曲的、死亡的城市贵族;另一类则是普通、谦逊的，但却是健康、多产的，并且依然生机勃勃。在玛雅文明中，那些城市的统治者们通过切断手指、整平头部这种扭曲的方式来彰显他们的权威和高贵的血统。直到上世纪初之前，中国的少女们就被迫“裹脚”，以便能够嫁入豪门，成为“城里人”，那种正常的“大脚”则被视为陋俗的。

在这个过程中，我还体验到了两种不同的景观：一种是朴素、真实的，饱含了辛勤的劳动，繁荣至今;另一种则是宏伟的、壮丽的，如海市蜃楼一般，但却都已成为废墟，比如古罗马的城市、玛雅的城市，还有中国被焚毁的圆明园。这些已然为废墟、却曾辉煌壮丽的特殊的城市和景观，都是由那些扭曲的上层阶级、在所谓的上层文化价值观指导下建造的。

我认真的思忖了这两种不同的文化：第一种属于下层文化，充满了乡土气息，它是隐形的，鲜见于历史教科书中，但正是他们才领悟到了生存的艺术，并创造了真正的景观和充满生机的真实世界;而另一方面，那种所谓的上层文化，来自于城市中，历史上声名显赫，他们根本不懂得生存的艺术，纵情于享乐与装饰的艺术，最终导致产生虚假的景观和虚假的最终走向灭亡的世界。

不幸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城市设计都是由上层阶级来完成的，之后这种城市设计的艺术便沉缅于所谓更尚文明的浮华装饰、纪念碑式的建筑以及“人间天堂”般的花园之中。而现代的城市设计，从理论到实践，仍然还是基于来自希腊、罗马、玛雅以及中国古都等城市废墟中的经验。学生们的所学是为了继续建造腐朽，而不是为了生存。

因此，为了能够建造一个平民的、乡土的城市景观，当代景观设计学必须调整自身的定位和价值观。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决定着我们的未来;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珍视什么又将决定了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保护和创建什么样的景观。针对这些问题，我有以下观点：

　一、回归景观设计学作为“生存的艺术”的本原

国际景观设计学，尤其是中国的景观设计学，要想成为保障人类健康安全、 重建和谐的“天地-人-神”关系的主导学科，就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起源问题。我们必须重归 “生存的艺术”和监护土地的艺术，而非一门消遣、娱乐的造园术。麦克哈格说的好：“不要和我们谈论你家的花园。不要问我们关于你那株该死的玫瑰花的任何问题。不要向我们咨询如何拯救你那株快要死掉的鬼树。这些皮毛小事无需向我们求教，我们要告诉你的是事关生存的问题。” (Miller and Pardal, 1992)

在半个世纪以前，已故杰出景观设计学教育家佐佐木告诫我们：“当前，景观设计学正站在紧要的十字路口，一条路通向致力于改善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领域，而另一条路则通向肤浅装饰的雕虫小计” ( Sasaki,1950)。不幸的是，除了少数的例子外，过去十几年中，世界范围内的景观设计学都朝着后者的方向发展了。我们应该在一些更为紧迫的环境问题上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这些紧迫的环境问题包括洪水控制和水资源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以及土地保护和管理等。我们已经和正在失去景观设计作为生存的艺术。

过去，景观设计学在定位上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其中一个最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仍然把自己当作古老园林艺术的延续，这是大错特错。丰富的园林遗产和众多园林艺术的理论著作不但没能帮助景观设计学成为一个现代学科，反而阉割和掩盖了景观设计学科的真正内涵。现在到了申明景观设计学不是园林艺术的延续和产物的时候了。景观设计学是我们的祖先在谋生过程中积累下来的种种生存的艺术的结晶，这些艺术来自于对于各种环境的适应，来自于探寻远离洪水和敌人侵扰的过程，来自于土地丈量、造田、种植、灌溉、储蓄水源和其它资源而获得可持续的生存和生活的实践。

二、乡土与寻常：重归真实的人地关系

关于乡土，我指的是日常和寻常，白话和方言，是平凡的人和平常的事物，它相对于豪华和异常而论。要重建文化归属感和人与土地的精神联系，我们就必须珍惜普通人的文化，关注他们日常生活的需要，珍视对于脚下的土地而言是真实的普通事物。

从中国的第一个皇家园林和第一个文人园林开始，乡土便遭到了上层文化的阉割。奇异、矫揉造作和排场就成为造园的主流，它们与周围寻常的环境以及市井生活大相径庭。在“混乱”的、寻常的海洋中，创造一个奇异的、“天堂般”的岛屿，这便是一切古典造园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在中国和西方都一样。法国的凡尔赛宫苑是如此，英国的花园则更是收集异国花卉的代表。两千多年来，中国的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皆以网罗奇花异草、怪石著称。这种畸形的、上层文化的造园运动到了清代的圆明园可谓达到了巅峰，她简直就是中国南方园林和当时西方贵族造园术的收珍猎奇。而她的最大的贡献是加速、见证了中国封建王朝的灭亡。西方列强的一把火，使它成为没落封建华奢文化的代表，永久地成为封建王朝的陪葬品。

席卷今日中国的“城市化妆运动”形式上看是步履了美国和欧洲“城市美化运动”的后尘，但其实也正是中国自己虚伪、空洞、畸形的造园传统的延伸，是收珍猎奇、虚伪、排场、远离乡土、鄙视大众嗜好的“发扬光大”罢了。在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里，造园艺术在寻找无意义的风格，无意义的形式以及虚幻的异常情调中，在虚假的“桃花源”中迷失了方向。

这种情况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都一样，直到最近我们才发现城市精英阶层也像普通大众一样遭受着日益恶化的环境的困扰，他们的环境与生存困扰甚至比处于偏远乡间的农民还要严重，所以,重归“生存的艺术”是时代对景观设计学的诉求。同时，生存的艺术反映了真实的人地关系，而正是这种真实的人地关系又给予人们文化的归属感以及与土地的精神联系。因此，现在到了景观设计学重归土地，重拾诸如在洪涝干旱、滑坡灾害经验中、在城镇选址、规划设计、土地耕作、粮食生产方面累积的生存艺术，重建文化归属感与精神联系的关键时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