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园林设计可以引领城市规划过程

　　园林和建筑的结合在亚洲和欧洲的其他地方也有体现。这可以体现在基于空间设计理念的城市设计案例中。这些空间设计理念往往源于艺术和园林设计的传统。日本的奈良和京都是模仿中国的城市而规划设计的。同样，日本园林也是按照中国园林形式建造，把建筑与园林相结合。柬埔寨的吴哥窟通常被认为是一座寺观园林，其实它的核心区才可以算作寺观园林，而且受到了源自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的影响。这组宗教复合体的设计理念源于一座位于圣湖中的神山，她象征着天神们的家，比如须弥山以及西藏的岗仁波齐山，同时也象征转世达赖神王的家园。这组幸存下来的宗教复合体是城市的中心，结合了园林和建筑。伊朗的伊斯法罕，继承了西亚“城市与园林”传统，常常被形容为“城市中的花园”或者“花园中的城市”。而且伊斯法罕的公共空间设计也传承了伊斯兰花园传统。许多希腊和罗马的城市是在溪谷之下构建公共空间的山地城市。城镇为“阳”，有神庙和圣林的溪谷为“阴”（图06）。既然我们现在这是在谈论欧洲，则中国的“阴阳理论”在此被称为“园林与城市”。

　　汤姆教授以“City As Landscape” 作为其城市园林设计理论书籍的书名，主要目的是指出城市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园林——城市园林。这本书的封面照片就展示了伦敦的金丝雀码头的写字楼与格林尼治公园遥相辉映、顾盼有情的美妙场景（图07）。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工匠们为老圣彼得教堂设计了一个正方形回廊，而在新圣彼得大教堂前设计了一个椭圆形回廊；巴洛克时期的欧洲城市，其城市空间也被规划和设计成欧洲巴洛克园林形式；巴黎的规划同样也受到了巴洛克园林设计的影响；18世纪浪漫主义城市空间规划设计也源于浪漫主义园林艺术。

　　2 中国和英国的园林规划

　　2.1 英国公共开放空间规划

　　开放空间系统体现的最为全面的例子之一是帕特里克先生进行的1943-1944年伦敦开放空间规划，它基于雷蒙德-昂温进行的1929年伦敦规划（图08）。伦敦开放空间规划是在1941年的珍珠港袭击事件之后被委托的，这次袭击使温斯顿-丘吉尔坚信战争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伦敦开放空间规划从未被伦敦市或英国政府官方采纳，但它却深深地影响了英国其他地区和其他国家。伦敦开放空间的规划思想通过陈占祥先生（1916-2001）的努力，差一点影响了北京。陈占祥先生曾在伦敦做过帕特里克先生的助理，当时他建议保留古城，在北京老城墙外建设新的行政区。他希望老城墙能够被用作游憩，正如当时西安的城墙的用途一样。但是最终没有成功。当得知北京城墙因环路建设被拆毁之后，著名建筑家梁思成教授感慨道：“推掉老墙就如同割掉了我身上的皮！”

　　开放空间的规划思想也为国际绿道运动打下了基础，这又进一步促成了绿色基础设施运动。美丽的哥本哈根绿手指规划就是这个思想的产物。在英国，最具影响力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其实都源于英国园林艺术的历史。园林的形式不断过渡,其中包含了：从台地园到风致园，从城市到园林再到自然公园，以及从人类到自然的过渡。18世纪伦敦规划的启发来自于把城市逐渐向园林过渡。约翰-纳什在伦敦市中心穿越圣詹姆士公园到摄政公园的园林过渡，那时是伦敦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