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建筑大师沙里宁说过这样一句话：“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看到它的抱负。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居民在文化上追求什么。”

　　从理论上讲，每个城市都应有自己的文化肌理和文化结构，尤其是像北京、上海、西安、重庆、苏州这样的名城，更是以鲜明强烈的区域性文化特色来形成明确的城市风范，让人过目不忘。而这种文化的底蕴一方面是通过语言、称谓、观念、习俗等无形的文化形态体现出来，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建筑、街道、山川、河流、雕塑等构成城市的一系列有形景观要素而体现出来的。缺乏文化底蕴的城市景观建设就是没有内在精神支撑的“脆弱的都市”，是造成“千城一面”的罪魁祸首。

　　很久以来，我都在试图以一种简略的语言概述出合肥市的景观文化特色。当1803年的傅国城图只能成为史书中发黄的一页，让我只有在想象中复原老合肥的记忆；当推土机的隆隆声提醒我淮河路上的李府老宅已不复存在，从此只能茫然面对孩子“是真的还是假的”的提问；当对环城公园“四季秀色环古城”的自豪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麻木甚至不好意思再提及；当穿越在混凝土的森林中我无法识别这是合肥还是千百个类似的内陆城市时，我明白，这座城市的文化特色已有隐退的迹象。

　　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的今天，如何在城市景观建设中更多地关注城市文态保护，以下是笔者的一点思索：

　　一、注重历史文态保护

　　城市历史文态所蕴含的丰富的历史意义、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对于人性的形成、人的素质和品格的培养，以及不同民族性格与精神的造就，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保护历史文态是塑造城市特色、保证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我曾无意中在一本书中发现，合肥市南淝河与四里河交汇处即是合肥汉代古城遗址，惊讶欣喜之余，也为自己贫乏的历史知识而感到汗颜。据考证，古合肥虽不居于客旅要途，少有文人墨客，但两千年的历史也同样孕育了许多轰轰烈烈的战事和美丽凄楚的爱情故事、诗词题咏。如何保护即有的历史文化资源，并在现实的城市景观营造能够诠释这些故事的场景，并不只是文物保护部门的职责，而更是城市规划工作者不可推却的责任。

　　仇保兴曾用过这样一个比喻，以拆除闹市中的古建筑而换取该地块的土地经营权，就如同将故宫的铜鼎熔化而取其铜，或是用古代字画的纸浆造纸。欣闻合肥“三国新城”

　　遗址公园建设在即，只想提醒建设者的是，旅游开发固然重要，但保护遗址更为迫切，毕竟这是合肥唯一一块千年以上地面遗存（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如果对这仅仅20多公顷的用地都不肯放过，而要以复原三国新城的名义在遗址上大兴土木，兴建一座座貌似雄伟的仿古建筑，将会造成无法弥补的遗憾。当然，考虑到公园的市场效益，建议向东、西扩大用地范围（统计数字表明，主题公园的用地规模在45至60公顷较为适宜），以护城河内的新城遗址为核心，在遗址外围适当建设一些反映三国时期生活、生产方式以及再现三国战事、具有一定参与性的军事博物馆或旅游开发项目等。类似于此，在即将建设的森林公园范围内，也可借助南淝河与四里河交界处“古汉城”的题材，在汉城原址设立纪念性标志物，保护并修复已遭到严重破坏的遗址，以历史的原真性告诫后人，这儿曾是一块历史的土壤。

　　二、注重建筑的文化特色

　　建筑是石头的史书，是反映城市特色的最直接的要素。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外滩、皖南的徽派建筑，无不是以其鲜明的建筑特色铸就其独有的文化特质。然而，富含地方特色的现代建筑并不是一味地仿古或是千篇一律，卢浮宫前的金字塔同样形成了一种和谐美，梁思成先生倡导的“中而新”建筑也曾熠熠生辉，一切新生的、离奇的甚至是叛逆的建筑，都有可能在这个包容的城市找到自己的位置，关键是看它能否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一种平衡与和谐。以合肥为例，最能体现地方文化特色的徽派建筑在市内并不多见，环城公园以外更是难觅踪影，即使是公园周边的建筑，也是与园内毫无联系，缺乏呼应空间，很难形成鲜明完整的特色空间。市内的建筑由于缺乏城市设计引导，基本上是各自为政的“万国建筑”，城市空间零乱无序，识别性差。建议在老城区，采用城市设计的手法，对建筑形式、色彩、体量合理引导，形成与传统建筑协调的现代建筑风格，为有效疏解老城容量，形成尺度合宜的城市空间，老城区内尽量少建大体量建筑和高层建筑。而老城区外，则提倡大规模成片开发模式，在强调识别性的同时，形成较为统一的区域建筑风格，创造富含地方特色和现代人文特色的城市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