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通过户籍制度和其他政策，中国一直维持了严格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格局，使得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比其他国家更困难。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城乡之间存在高达3.3倍（2008年）的收入差距，这是表明中国需要更大的统一劳动力市场和更多的城乡移民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收入的差距折射出生产率的差距。也就是说，在考虑技能差距的前提下，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一个劳动力能大大提高人均生产率，从而全面提升中国产出。就经济增长和相应的人力发展而言，被限制的城市化代价高昂。

　　3.6 这一差距远远超过其他亚洲国家，而且在不断扩大，挑战了库兹涅茨假说。城乡收入差距从1995年的2.8倍上升到2008年3.3。中国似乎远远超过了城乡收入应该开始收敛的警戒点，但收入差距却仍然继续扩大。近期的研究报告表明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与城乡生产率差距相当，农村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通常较低。这种差距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是亚洲最高的。但是中国的城乡差距也同时意味着，通过进一步的城市化，使人们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的城市部门就业，国民收入增加还有巨大的潜力。

　　城市数量众多、人口不足

　　3.7 和其他大国如巴西或美国相比，中国的城市化是高度本地化的，长距离长距离人口迁移很少。2003年，只有3500万-4000万农村移民跨省流向城市，占城市人口的6%-7%。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半数新增的城市人口只是简单地由当地重新规划将农村划为城市而实现的；移民高度本地化的结果是分散的城市化，这使得中国大多数城市的规模太小而不能有效利用城市集聚经济，限制了城市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增长。如下页图1所示，相对于其他国家，在2000年，中国人口在100万到1200万的大城市的数量明显较少。虽然中国有规模尚可的大城市，如上海、北京、广州，但研究表明，在1997年很多地级城市只有有效规模的一半。这类城市的规模扩大一倍可以使其单位劳动力的实际产出增长20%-35%。虽然一些城市在过去几年经历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入，但中国总体仍是城市数量众多、人口规模不足。

　　城市的经济结构

　　3.8 与城市人口规模不足相伴而生的是城市产业的专业化程度不高。历史上，中国的计划经济使大多数城市都鼓励发展门类繁多的制成品生产，且一般是不经济的小规模生产。在大国，中小规模的城市趋向于高度专业化（如生产钢铁、汽车、纺织品和其他产品）。市场机制引导当地就业向一种产业或一些内在相关的产业集中，以充分利用生产的规模经济。较大的城市有更广泛的经济基础，而且更加专注于高技术产业和商品与金融服务。不过，它们仍然是专业化的。中国正在向这个方向快速发展，并且很多无利可图的本地生产线被放弃。然而很多城市继续支持本地那些几乎不具比较优势的产业或生产规模低于最小经济规模的国有企业生产。

　　3.9 中国正处在制造业应该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分散的发展阶段。虽然这种分散正在发生，但却受到阻碍。城市领导人基于他们受到的训练和经验，往往偏好于制造业，同时他们也有财政上的动因愿意继续保有制造业，因为这可以分享制造业产生的增值税，尽管服务业能够产生营业税。拥有更多权力和资源的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利用不平等的优势吸引制造业及建立产业园招商引资，而此时它们恰恰应该更关注服务业的发展。这一点阻碍了制造业分散的进程和中型城市的发展。

　　3.10 对非常大的城市而言，最根本的经济基础是商业服务和金融部门，但在中国这些部门很小（尽管在快速成长）。许多商业服务活动（如广告）最近才从政府的广泛控制下解放，但其他活动（如法律和金融服务）仍在严格的监控之下。透明的、自治的法律和金融体系的缺乏，是在中国出现像东京、伦敦或纽约这样的国际化大城市的主要障碍。

　　双重隔离：城市移民的生活状况

　　3.11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在中国，从农村流向城市的移民因政策的原因而受到歧视，导致城市社会的二元性。农村的移民或者被拒绝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或者只能在很高的成本上得到低质量的服务。他们没有资格参与基本的职业培训项目，而且大多数没有参与当地的社会保险（失业、健康、意外）和社会保障计划。

　　3.12 不容忽视的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即使没有官方认可的歧视，移民也要忍受糟糕的城市生活条件和随之而来的问题以及社会动荡。而中国的情况则因两个关键的不同而更加恶化。

　　3.13 尽管国务院最近制定了政策措施，但在其他国家中移民可享受的一些基本福利——移民的孩子们原则上可得到与其他居民同等的受教育机会、移民自身接受职业培训——在中国仍然得不到。因为知识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所以，缺乏高质量、价格合理的教育也是对以后的劳动力质量和经济增长产生严重的负面增长。

　　3.14 在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农村向城市的移民被看作永久性的移民；然而在中国，过去政策的一个隐含前提是，移民是暂时性的或“候鸟式”的，尽管移民完全融入城市的长期趋势不可逆转。由此引出了重要的问题。一个问题是，移民在城市中安家投资的机会受到限制，因为他们在农村的财产不能转移，而且他们没有进入城市信贷市场的资格。在其他国家，移民可以自由地卖出他们在农村的土地和他们在当地农村企业拥有的股份。然而，正如后面将要讨论的那样，在中国却不是如此。这种财产的不可流动性影响了移民将财产转移到城市以购买住房、开办企业、融入城市社会的能力。在许多其他国家中，虽然当移民流向城市时一开始可能租房，但一般他们很快就搬到自有的房子里。比如在巴西，属于全国人均家庭收入最低的20%部分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迁移到城市的移民中，有60%的人到2000年时已经有了自己的城中住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