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同的是，有幸一辈子主要都干一件事。”

　　这一件事，就是城市规划和建设。1952年，作为梁思成的弟子，清华大学建筑系学生周干峙大学毕业。碰巧的是，建筑工程部（现住建部前身）也于这一年刚刚成立，一毕业，周干峙便被要到建筑工程部。

　　此后的60年，周干峙一直工作在城市建设与规划一线，对共和国建筑规划史上的重大事件，“不能说都经历，但经历得比较多”。从“一五”计划的“156项重点工程”到“八大城市”；从西安的总体规划、唐山、天津震后的重新规划，再到深圳的开发规划；从国内“城市化”概念的最初讨论，到中国第一部城市规划法的起草，以至改革开放后的城市规划、设计，周干峙都从未缺席。

　　与许多人不同的是，他虽身居中央部门行政领导的岗位，但从未离开第一线的专业技术工作；他虽戴着两院院士的头衔，但“始终没有停止动手、动笔”。如今，他虽已80多岁的高龄，但“眼前的活还特别多”，忙碌的身影还经常出现在各地的各种学会、论坛以及城市设计的项目规划会上。关注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城市交通、建筑节能、环境保护、文化继承等等重大话题的讨论中，不时能听到他的声音。

　　对中国日益迅猛的城市化进程，周干峙认为，中国有宝贵的历史经验和伟大的历史成绩，同时也有许多可以总结提高的地方。在他看来，建筑与人、自然的和谐是城市建设的最高目标，能源消费也是建筑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建设必须为节能环保服务；对各地鳞次栉比、互相攀比的高楼大厦，周干峙提出在建筑能耗已占我国总能耗三分之一的情况下，要避免高层建筑陷阱。面对日益突出的能源浪费，周干峙力行力倡节约文化。

　　更难得的是，在许多人眼里，这位规划大师敢讲真话，敢提意见，只要涉及到自己的专业，从不推诿回避。在2012年中国建筑(601668,股吧)学会年会上，周干峙勉励年轻的同行们，“作为专家我们一定要坚持真理，该说话的时候一定要说话，这是我们专业人员的历史任务”。

　　在周干峙看来，搞规划的人，既是幸运的，又是倒霉的。幸运的是，有机会运用所学专业为城市谋篇布局；倒霉的是，所谋与所想往往超越现实，壮志难酬。

　　也许是搞设计施工出身，周干峙给人感觉干练、平和。在住建部办公室等他的时候，秘书接了个电话，告诉本刊记者，周部长骑着自己的三轮车出发了，待会就到。采访中，聊得兴起，他浑然不觉时间过去多久。

　　西安：保护城墙非我一人之功

　　1930年，周干峙出生于苏州。后即迁居上海，时局动荡，少年时期的周干峙频繁换校，读过英国人办的工部局学校，也读过汪伪政府的学校、国民党政府的学校，最后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

　　1952年8月，为“一五”计划做准备，中央决定成立建筑工程部，大学刚毕业的周干峙被调遣过来，参与了156项重点工程的厂址选择和重点城市的规划设计。他跟随苏联专家四处出差，投身于当时项目最多的西安市的选厂与城市规划工作。

　　当时，各行各业百废待兴，专业规划人才非常稀缺，加上保密的原因，因此技术人才更加稀缺。西安懂城市规划的，只有一个做施工的老工程师，建筑出身的周干峙根据工作需要，迅速接过编制西安城市总体规划的大任。扎实的专业基础很快显露，苏联专家也称赞他的徒手画和建筑画画得不错。

　　对有“十三朝古都”之称的西安，古城墙的存废成为城市规划的争论焦点。一些人说，北京都要拆了，西安还保留什么？忆及这段历史，周干峙对本刊记者说：“保护西安城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当然主张保护，因为我是梁思成的学生，我知道他的思想。”

　　当时，“搞规划的都极力主张不要拆”。从历史文化保护的角度看，修于明代的西安城墙无疑值得保留，此外，修好护城河对外开放，也是很好的城市特色。当时还有同志说，抗战时期，西安城墙被挖出许多防空洞，现在还可以防原子弹的冲击波，这个理由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高层领导的决策，最后决定了不要拆，留着没什么坏处。

　　西安古城墙就这样保留下来，成为今天西安这座文化古都最为亮丽的风景。

　　“这个功劳还要归到西安市规划局的一些老同志”，周干峙告诉本刊记者，他们随后整修了护城河，补砖添瓦，将城墙一带修成风景区。在周干峙的回忆中，当时搞规划的人与西安市行政领导（包括李庭碧、何家成等人）意见一致，非常难得。

　　“一五”期间，中央和地方都加快了规划设计管理机构的建立工作。除西安外，当时重点规划的城市还有兰州、包头、武汉、洛阳等八个城市，正是这些城市打下了共和国最初的城市与工业基础。此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再无如此规划有序的城市建设。

　　唐山、天津：从算账到规划

　　“工作需要什么就学什么，国家需要去哪里就到哪里去”，这几乎是那一代人的道德律令。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周干峙又很快被派去做唐山的震后恢复建设规划工作。“我们在唐山飞机场搭了个帐篷，住在里面抓唐山的救灾规划。”唐山的重建规划基本完成后，天津的问题提出来了。

　　天津震后没有唐山死的人多，当时国家首先面临的是唐山的救灾。二三十万的难民没有地方住，所以震后建设部的重点任务是恢复重建唐山。搞了两年后，有领导发现天津的经济损失很大，大过唐山。尤其是天津住房地面比院落地面低、院落地面比胡同地面低、胡同地面比马路地面低的“三级跳坑”问题十分严重。领导马上指出：不光要支援唐山，还要支援天津。时任国家建委城市规划局规划组组长的周干峙，马上带人从唐山转到天津。

　　到了那里，周干峙才知道天津的救灾规划为什么天津市自己做不了。当时天津有规划局和计委，按照分工，震后规划盖多少房子，盖在哪里，首先由计委做计划，其次由规划局做具体规划。可搞计划的人不掌握图纸资料，不了解损失现状，坏了多少房子、多少管道，花多少钱都不知道。周干峙带领的工作组开赴天津后，首先要干的事情就是，根据规划局的资料基础，把救灾规划所需要的资金算出来。

　　“我跟天津市规划局的办公室主任，在一号宾馆整天画图、算账，最后算出来这笔钱总共要24.6亿元，每年要投入8.2亿元，分3年完成。”

　　这笔资金报送中央批下来后，紧接着来的是房子怎么盖、盖在哪、盖什么样的房子等一系列规划问题。于是，周干峙又被留下来当了天津市的规划局局长。如此又是两年——周干峙在天津呆了四年，重塑震后的天津新形象。

　　在不远的前方，一个更为艰巨而崭新的城市规划任务还在等待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