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经验对城市化的启发就在于：现代城市需要通过夯实城市的“包容”与“人本”基础来建设宜居环境、培育创新能力。这看似任重道远，但非此，我们就不能把城市的竞争力建构在居民、家庭、社区这些微观单元之上，不能让城市具有广泛而持久的吸引力。

　　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就可以发现，城市化是发展中国家通往发达国家的必由之路。面向未来，既然“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而“城市”又是创新活动最活跃的地理单元，那么借助城市化来建设更多的、具有更强创新能力的城市，也是富有远见的选择。

　　城市化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未来战略规划中的核心组成部分。

　　然而，不论是在亚洲的中国、印度、印尼，还是在拉美的墨西哥、巴西，抑或是非洲大陆上的南非，以“让农民进城”为主要模式的一些城市化进程很快暴露出了一系列共同的问题——中心城市内外悬殊的发展程度，污染、拥堵、高房价等城市病的蔓延，频现的睡城、鬼城、空城；城市新移民承受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对城市生活本身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而原有的城市“土著”则普遍抱怨老城传统与风韵的褪色，与“移民”群体间存在紧张的对立情绪……

　　如果既有的城市化模式越来越让城市生活成为一种需要忍受的代价，那无论是公众还是决策者，都有必要反思一下——我们需要如何重塑城市的吸引力，当代城市可持续发展和创新的根基究竟是什么？

　　创意成为城市核心竞争力

　　带着这样的问题置身既非美国政治中心(华盛顿特区)，又非经济中心(纽约)，但却位列2012全球城市竞争力十强的波士顿(Boston)，审视这座始建于1630年的老城——总体上略显老旧的街道和建筑，听得见脚下隆隆驶过的地铁，公园里遛狗、跑圈的居民，公交上左右张望的访客……的确很难用这些在美国其他城市司空见惯的元素来解释这座城市独特的竞争力。

　　事实上，相对于美国东、西海岸的众多城市而言，波士顿的自然条件并不优越。比如，这里偏居东北，冬季漫长且雨雪大，没有迈阿密、旧金山、洛杉矶的四季温暖和阳光；同时，通往美国五大湖工业区的内河航运与陆路运输线路更长，成本更高，结果既无法同匹兹堡、底特律等城市争夺制造业中心地位，又不及纽约在美欧跨大西洋贸易中更有区位优势。后来航空制造业和金融业在美国的兴起，同样是由于波士顿的这种区位劣势，更多惠及了芝加哥、亚特兰大和纽约。

　　即便是经历了二十世纪末生物与医药产业在当地的蓬勃发展，波士顿的经济总量与拥有金融帝国的纽约以及以硅谷为腹地的旧金山相比，都处于下风。所以，用今天衡量国际化大都市的四维标准(经济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基础设施先进)来考查波士顿的竞争力，似乎连北京、上海都有过之(由《经济学家》杂志发布的同期城市竞争力榜单中，实际排名分别为第39位和第43位)。

　　于是，波士顿为自己打造了“创意之城”(Cityof Ideas)这样一张城市竞争力的王牌——意指这里创造着影响美国和世界的思想与知识，更吸引、聚集着生产前述思想和知识的顶尖人才。

　　对美国稍有了解的人也许会说，波士顿敢自称“创意之城”，倚仗的是同波士顿一河之隔的剑桥城内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的声望、资源，所以虽不能说是吹牛，却有取巧之嫌。但深谙大学与人才管理之道的人则要追问，为什么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大学能够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同波士顿这样一座自然、政治、经济条件并不优越的城市相辅相成，在把自己锻造成全球顶尖学府的同时，赋予了整座城市创新的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