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时代：唐宋到明清

　　渡口时代：商周到六朝

　　589年，隋朝军队渡江攻占陈朝的京城建康以及京口，并改丹徒县为延陵县。595年(隋文帝开皇十五年)，在此设置润州。隋唐时期，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辟，镇江作为联系中原王朝与六朝以后新兴的江南经济区之间的漕运孔道，形成一个繁盛的航运与商业城市。

　　1113年(宋徽宗政和三年)，升润州为镇江府，镇江名称始于此时。

　　北宋末年靖康之难发生后，金兵攻陷扬州，大量中原人口逃难南渡到镇江。同时，镇江作为江防前线，驻屯的军队在四万人以上[1]，其中在黄天荡大败金兀术的韩世忠、梁红玉夫妇所率领的淮军即有八千人。

　　元朝征服南宋后，调遣大批较为信任的色目人到江南各地，以弹压汉人。当时镇江的13504名居民中，回回、蒙古、女真、也里可温、契丹、畏吾儿、河西7个民族有2422人[2]。他们多数信奉伊斯兰教，自成坊巷，集中居住;也有一部分信奉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

　　明代镇江府属南直隶，下辖丹徒、丹阳、金坛3县。

　　清代镇江府增辖溧阳县。1659年，明朝遗臣郑成功、张煌言的水师攻入长江，一度攻克镇江，此后清朝便在镇江驻扎蒙古八旗军队，设立京口副都统，城内将近一半的面积划归八旗驻防。镇江的旗人起初是汉军八旗，乾隆二十八年以后由于剿匪不力调来原驻南京的蒙古八旗，兵员1000多名，包括眷属约有5000人。

　　长江时代：19世纪后期

　　在鸦片战争后期的1842年7月21日，英军采取攻占镇江、封锁清朝漕运的策略，迫使道光帝同意签订和约。镇江之役是鸦片战争中决胜的一战，也是这次战争中最惨烈的战斗之一。郭富率领15000名英军猛攻镇江城，京口副都统海龄指挥蒙古八旗兵顽强抵抗，此役英军损失死37人伤129人，蒙古八旗兵阵亡600多人，京口副都统海龄战败自缢，英军入城后纵兵大肆抢劫，镇江街市在战争中受到严重破坏。此役对整个战局造成重大影响，8月1日英军经过扬州江面，扬州绅商缴纳赎城费50万圆，以保全扬州。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

　　1853年，太平军攻占镇江，封锁运河漕运。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签订，规定镇江作为长江上开辟的3个通商口岸之一。1861年2月23日，镇江知府师荣光与英国参赞巴夏礼订立开辟镇江英租界的约章，确定将镇江西门外约5华里处银山门附近一块毁于太平天国战争的江边空地，包括平地130亩和银山26亩地租给英国人。镇江英租界初设时，由于镇江不时仍有太平军活动，英美商人只能在长江北岸的七濠口进行贸易。战后，在中国政府的一再催促下，外国商人才到南岸租界内租地建屋，英国领事馆则建在银山山坡上。

　　从镇江开埠到20世纪初的大约50年间，镇江由于地处长江和京杭大运河的交汇处，在19世纪下半叶迅速发展成为新兴的航运与贸易中心，主要轮船公司—怡和洋行、太古洋行、招商局都在镇江英租界及其附近的江边建造码头。许多英美商人，以及不少广东商人在镇江经营贸易。镇江与其他长江口岸之间的贸易规模很大，特别是米市和桐油贸易(来自湖南西部的洪江)。同时，整个淮河流域，包括江苏长江以北、安徽北半部、山东南半部和河南大片地区，都属于镇江直接的腹地，镇江成为这些地区与上海之间的一个主要转口港。在大约50年的时期内，镇江保持了繁荣，成为长江下游近代化程度仅次于上海的商业城市。同一时期，与镇江临近的南京虽然也被列为准备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但由于该市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受创过重，战后经过多年才恢复元气，此时尚未形成镇江在商业上的竞争对手;位于镇江对岸传统的商业中心扬州则明显走向衰落。

　　镇江英租界内不允许华人在界内摆摊或经营酒店、茶楼，界内的零售商店非常少。镇江的商业中心位于英租界和旧城西门之间的区域。1889年，镇江发生火烧洋楼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