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不仅在实质层面涉及对自然等对象的价值关切，而且也提出了如何展开这种价值关切的总体观念或总体原则。后者可以用《中庸》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来概括，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从对待自然对象的角度看，“万物并育而不相害”意味着自然中的每一个体、每一对象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它们可以共同存在，彼此之间并不相互排斥。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这里所确认的是，自然作为与人共存的对象，同样有其存在的意义。以上主要从天人关系的角度，体现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在理解和对待自然方面的价值取向。

　　引申而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不仅表现为理解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原理，而且构成了把握人与人关系的出发点。从本原的层面看，人类社会中不同的个体、阶层、集团、民族、国家在社会领域中都有各自的生存空间，彼此之间应共同存在而非相互排斥。与之相联系，这些个体、阶层、集团、民族、国家在享有、运用自然资源上应该具有平等的权利：按照“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原则，不同的个体、阶层、集团、民族、国家所拥有的以上权利，都应当得到承认和尊重，而不能仅仅强化人类部分成员的权利，否定、排除其他成员的同等权利。但是，在人类历史的实际发展过程中，以上原则并没有真正得到体现，相反，我们所看到的，往往是某些阶层、某些集团、某些民族、某些国家在利用、消耗自然资源方面远远超过甚至压倒其他的阶层、集团、民族和国家。这里无疑包含了人类社会中的不平衡，这样的不平衡如果不加抑制，同样将导致生态的问题：当社会领域的某些成员、集团、民族、国家过度地消耗自然资源时，天人之间的不平衡往往会进一步加剧，正如前一代人对自然的过度占有，将导致后来世代的生态危机一样。以上事实表明，今天的生态问题，与社会上不平等地运用自然资源有着难以否认的联系。

　　可以看到，在天人关系之后，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前面所提及的看法，即生态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与之相应，解决生态问题也需要从人的角度加以考察与理解。如前所述，以人观之的“观”既涉及以理性的方式理解世界，也包括从价值的视域看待世界。从逻辑上说，如果单纯地基于工具层面的理性去理解天人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往往会引向过强的功利意识，并进而导致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天人关系的失衡，“以人观之”所涉及的以上价值关切对于抑制这种偏向，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当然，如后面将进一步讨论的，仅仅停留在以人观之的视域或过度地强化这一视域，常常容易导向狭隘的人类中心观念。狭隘的人类中心论主要表现为以人类局部的、当下的利益作为考察和处理天人关系的唯一出发点，由此进而趋向于对自然的片面占有、获取。以上价值取向的逻辑结果，则是导致各种形式的生态失衡。

　　“以物观之”的天人之辩

　　在生态之域，与“以人观之”相关的是“以物观之”。以后者为视域，便不仅仅要从人自身的价值目的去理解和看待世界，而且应基于自然本身的规定和法则去考察自然，便由此把握协调天人关系的现实条件。人首先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生存需要食物、水、阳光，等等，在此意义上，人也从属于广义的生态之链。作为自然的成员，人不能不服从自然的运行法则，人本身的活动、发展过程也应当和自然本身的循环系统相一致。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当早期人类还以采集、狩猎等为生存方式时，人与自然之间便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原初意义上的循环关系。所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便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人与广义自然循环之间的彼此相关：人之“作”与“息”的往复，与作为自然对象的“日出”与“日落”之周而复始的运行，呈现内在的一致性。到了农耕、游牧文明的时代，人与自然生态平衡之间的关系问题开始变得多样化、复杂化。在工业化之后，人逐渐逸出了广义上的自然循环系统，并由片面地干预、征服自然而导致了各种生态问题。自然系统是人赖以生存的基本前提，自然的破坏以及由此引发的生态问题，最终威胁到人自身的生存，从这一意义上说，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自身。在同样的意义上，对人自身存在的维护，应当延伸到对自然本身的保护。从“以人观之”的角度看，人往往被视为目的，而从维护人自身的存在延伸到维护自然，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相应地视为人是目的的延伸。

　　从哲学史上看，道家对以上关系已有了比较自觉的意识。道家把自然作为第一原则，提出“道法自然”，要求尊重自然自身的法则。当然，“法自然”并非毫无作为，事实上，道家也肯定人的活动。不过，对道家而言，人的活动的前提是合乎法则。这里包含二个方面，即合目的性与合法则性，道家强调活动的合目的性不能悖离合法则性。与之相关，道家提出“为无为”，“无为”构成了“为”的独特方式，这种“为”的特点在于以合乎自然法则为活动的基本前提。不难看到，道家对天人关系中“以物观之”这一方面，给予了相当自觉的关注。

　　然而，道家作为哲学学派，同时存在将自然理想化的趋向。在道家看来，本然或原初的自然就是最理想的存在形态，人应当致力的，是保持、维护甚至回归这样一种存在形态。由此，道家甚至趋向于等观天人，即把天与人视为具有同等价值意义的存在：道家提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种观念便意味着将自然与人完全同等看待。其内在指向，在于消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差异，由此，人作为具有价值创造意识和价值创造能力的存在这一内在规定，也往往难以得到确认。事实上，一旦人作为价值主体这一存在规定被消解，则生态问题本身也将被消解：它意味着重新回归到天人未分的洪荒之世，此时固然也有各种自然变化，如前面提到的火山、地震、洪水，等等，但这种变化并不构成生态问题。

　　这里，也许可以对狭隘的人类中心论和“以人观之”做一区分。如前所述，狭隘的人类中心论主要导源于对“以人观之”的过度强化，广义上的“以人观之”则表现为联系人的价值目的以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前一偏向应当避免，但后一视域则无法完全摆脱：以生态问题而言，我们之所以努力建立理想、协调的生态系统，归根到底仍是为人的生存创造一个更为完美、更为合理的存在背景。正如生态问题的发生与人相联系一样，生态问题的解决也无法与人自身的存在相分。如果完全拒斥“以人观之”，便往往容易导向“自然中心”论。道家等观天人的立场，固然包含多方面的意蕴，但如果对此不适当地加以强化，似乎也可能将人的视域还原为自然的视域，并由此进而引向“自然中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