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镇化的早期，英国在自由放任经济理念的指导下，曾经逐条违背了上述原则，结果造成了严重的城市病，付出了惨痛的经济和社会代价。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伦敦毒雾事件。历史上，英国首都伦敦曾因污染严重而成为“雾都”。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伦敦每年的重度雾霾天气均在30—50天。严重的时候，整个城市都被笼罩在遮天蔽日的灰黄色雾霾中。在英语里，这种雾霾被称为“烟雾（smog）”，这个词是由煤烟（soot）和烟尘（smoke）合成而来的，它们也就是伦敦雾霾的主要来源。形成这种情况，根本原因是伦敦的人口密度过高、周边工厂林立，加之伦敦邻近泰晤士河入海口，秋冬季常为潮湿的低气压所控制，燃煤产生的烟尘无法及时排出，以致形成笼罩在城市上空的雾霾。1873年、1880年、1882年、1891年和1892年，伦敦的毒雾都曾造成上千人死亡。但是，最严重的还是发生在1952年12月5日至10日的“伦敦烟雾事件”。据英国官方统计，持续五天的雾霾造成5000多人丧生，在大雾过去之后的两个月内又有8000多人因相关疾病死亡。这次灾难促使英国政府下定决心治理城市空气污染，用20年时间摘掉了伦敦雾都的帽子。

　　令人遗憾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正在重演伦敦的悲剧。尽管当代各国对城市环境保护的意识已比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强很多，但是由于多种原因的限制，实施城市规模的人口与环境承载力管理却仍非易事。很明显，当人口总量和密度超过一定限度的时候，即使人均污染排放很低，居民生活和相关企业的污染排放总量还是很高，各种减排措施就变成了治标不治本的举措。2012年，伦敦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100人，在世界城市人口密度排行榜上位居第43名，在发达国家大城市中是比较靠前的。但是与中国大城市相比，情况则要好得多。同期，北京人口密度为11500人，上海为13400人，深圳更是高达17150人。人口总量方面，2012年伦敦人口827万，同期北京中心区常住人口超过1020万，上海超过1360万。如果考虑流动人口因素，这种差距还可能进一步扩大。纵观世界城市人口密度排行榜，名列前茅的都属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与社会资源过度集中、公共交通投入不足、产业布局不合理等都有关系。但是，从公共政策层面看，则主要是政府在城市规划与管理方面对环境和承载力重视不足。

　　实施城市人口和环境承载力管理从来就不是市场可以自发解决的，需要政府有意识的规划、疏导和管理。[8]在这方面，战后英国的很多做法值得借鉴。第一，通过大城市周边的“新城”建设，有效降低城市中心区的人口密度。1945年，英国启动政府主导的新城建设运动。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已经建立33个新城，容纳23%的城市居民。第二，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是降低城市中心区人口密度、减少交通污染的核心举措。2003年起，伦敦开始对私家车征收拥堵费，用以补贴公交建设。第三，建立“花园城市”理念。目前，在寸土寸金的伦敦城市中心区，有三分之一的面积被花园、公共绿地和森林覆盖。这些土地如果投入开发，无疑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但同时会给城市环境带来负面影响。在这方面，以精明著称的英国人做出的无疑是明智的选择。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