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外山：中国人的自然法则

　　威尼斯双年展一般分为主展览大厅和国家博物馆两部分，主展区是“绿园城堡”（加迪尼）和前身为船厂的“军火库”（军械库），其他国家展馆和展览分散并行于威尼斯的小巷。库哈斯为双年展提出的双年展总题、中央馆主题是“基本法则”（Fundamental），并为全部参展国家馆指定统一命题“1914-2014：吸收现代性（Absorbing Modernity）”，“一百年以前，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建筑的区别还极为显著，而今天，随着战争、政治、环境与社会的变迁，建筑的民族特色正逐渐被现代化浪潮所淹没。所有国家馆都将围绕同一个主题，以各自的方式，共同叙述这个变迁的过程与其间的细节。”库哈斯希望探索的是，“任何建筑师，无论何地、何时均须使用不可或缺的建筑元素（如门、窗、天花板等）”，以及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内各个国家建筑的演变——曾经是特殊的、地区性的建筑艺术，趋同为全球性的建筑艺术，即“普通城市（Generic City）”。

　　库哈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基本法则，如果不是崩塌的话，是否已被抛弃？对此，姜珺认为，“基本法则还在那里，中国古人讲求立万世法，有些当代人没有真正理解，但它的价值还在。”

　　在百年的变化中寻找不变的基本法则，姜珺认为古人早有概括。“中国文化的根源在《易经》，‘易’字本身就是三重基本法则：简易、变易与不易。变与不变从来都是一体两面，但不能做成两件不相关的事，就像硬币的两面。”

　　在中央馆中，库哈斯试图通过比较不同国家的构件来表达基本法则，而他所使用的中国构件就是传统的斗拱。但中国传统的建筑体系的价值能否仅用一个构件来概括？姜珺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中国建筑包含一个标准化的预制体系，模数化程度非常高，斗拱可以说是这个层面的一个浓缩。但如果我们从全局视角来看，中国建筑以框架造宅、以宅合院，在框架体系中形成了开放的空间格局，以宅院体系去规划公私关系，即在开放的空间内形成差序格局，墙合宅、宅合院、院合区、区合城、城合国、国合天下，这一序列时至今日对于公共空间的规划的使用依然具有普世价值。”在姜珺看来，中国院宅体系的“家国天下”和园林体系的“藏显通变”，都是中国人世界观的体现。“断章取义地把斗拱孤立出来置入一个看似科学的比较框架，就是削足适履，无法代表中国建筑的全部。”

　　“山外山”是个意象化的命题，既取其天外有天之意，亦指中国道法自然之法则。“中国人更多是取象，而西方讲求比类。中国的自然法则，讲求的是一个循环周期各个阶段间的相生相克，是一种动态的互动关系，这就和西方的元素观和量化的比例美学形成巨大的差异。”基于这一互动关系，姜珺认为可以用“生、长、收、藏”四个阶段来为中国建筑体系“取象”，形成与之大致对应的四套体系：生——“风水堪舆体系”，关乎地理选址；长——“框架结构体系”，关乎经济营造；收——“宅院体系”，关乎社会政治与公共空间；最后，藏——“园林景观体系”，关于一种“见微知著”的中国文化，将宏观的基本法则微缩到有限的日常尺度之内。

　　如何将无限的世界观糅合进有限的空间，姜珺的团队认为首先要破解西方空间中的绝对化和极端化的部分，以中庸之道进行调和。“中国馆其实就是威尼斯军械库中一个室内的油库加上一个室外的处女花园——一个典型的西式的被一分为二的宅院。而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破这种宅院二分法：引宅入院，引院入宅，两者交互，也就是中国人说的‘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第二，要破除‘房子是单体建筑’的概念，中国传统的建筑大都是建筑群，是以一组建筑形成的‘宅中有院’的建筑整体，所以我们将中国馆内的宅院设计成了‘多进院’；第三，要破除器物、建筑、城市、国家、天下之间的边界，通过将这一多重宅院逐级放大，使得‘家国天下’这几种尺度可以在威尼斯中国馆这一特殊语境内得以浓缩。在这个螺旋中，每一个层次都保持一个对外的方向，因而每一次尺度的放大都形成一种累进的气势，其实就是‘山外山’的气象。”

　　另外，现场的家具和器物大都以“堆山”意象呈现，整个中国馆试图通过这种“分形同构”的方式体现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中国理念。“道家的‘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儒家的‘家国天下’，都是一种被西方人称作‘分形’的格局。我们的费孝通（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先生则称之为‘差序格局’。中国馆从室内到室外，就是从微观到宏观的同构类推的过程，对应了中国馆的‘国家’与双年展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