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还有空间

　　我国的大城市在数量、经济产出、人口集聚度等方面还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随着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城市病”的蔓延，人们担心大城市的发展潜力。那么，我国大城市发展究竟还有没有空间?

　　采访中，众多专家认为，与国际上相比，我国大城市发育还很不足，依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从数量方面考量，我国大城市的数量不是多了，而是偏少。2010年国际上300万人以上的城市数量与100万—300万人的城市数量的比值为0.4，500万人以上的城市数量与100万—500万人的城市数量为0.17。据住建部数据测算，同一时期我国这两个比值分别为0.35和0.13，均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即使未来我国这两个比值略高于国际水平，也不能说明我国的大城市数量过多。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大，大城市数量应明显多于国际水平”，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坦言。

　　从经济产出方面考量，我国的城市群与世界城市群相比，“落差”还很大。数据显示，大纽约等三大城市群GDP占美国经济总量的67%，大东京等三大城市群占日本经济总量的70%以上。而我国的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只占全国经济总量的36%。再看单个城市，伦敦GDP占英国经济的17%，东京占日本经济的18.6%，而我国上海仅占全国经济的5%。

　　即使从人口集聚度考量，我国的大城市也依然有一定的发展余地。

　　先看增量。1991年到2012年，上海总人口年均增长49万人，有人惊呼“人口爆炸”。但如与日本东京相比，这样的担心似乎没有必要。1945年到1965年，伴随着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崛起，东京人口每年增长近37万人，考虑到上海面积为东京的3倍，这相当于上海每年增长111万人;即使将时间拉长，把人口增速放慢的时期也包括进来，比如1920年到1975年，东京人口每年也增长近15万人，与之相比，上海49万人的年均增速恐怕不能算快。

　　再看存量。东京都市圈由东京与神奈川、千叶、埼玉三县组成。在面积上，北京辖区、上海加苏州、广州加佛山与东京都市圈均大致相当;在人口密度上，上海加苏州范围内的人口密度已接近东京都市圈，而北京辖区、广州加佛山的人口密度仍与东京都市圈有明显差距，这一差距主要来自中心城市以外地区的“稀释”。

　　有人担心，大城市人口继续增加，会使资源环境不堪重负，但事实上，通过完善规划、精准定位、科学管理、改善技术等手段，资源环境瓶颈也能继续“扩容”。比如，发达国家的大城市通常以都市圈形态存在，特大城市是核心，周边城市共同参与分工合作，这样往往能容纳更多人口。资料显示，纽约都市圈人口高达6500万人，占美国总人口的20%;东京都市圈人口约3700万人，约占日本总人口的30%;伦敦都市圈人口也多达3650万人。

　　引导大城市健康发展

　　大城市的发展是有条件的，不能无序发展;大城市的发展是个过程，不能一蹴而就

　　大城市的发展有优势也有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城市就可以任意发展甚至盲目发展。

　　——大城市的发展是有条件的，不能无序发展。

　　集聚考验承载能力，人口规模的扩大对供水、交通等资源环境和公共服务的压力不言而喻。时下，一些大城市热衷于建新区，一些大城市盲目往外“摊大饼”，甚至一些缺水的西部城市也提出要打造国际化大都市。“大城市发展一定要考虑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不能无限制扩张，不能一味‘造大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说。

　　——大城市的发展是个过程，不能一蹴而就。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大城市的出现，说到底是市场自然选择、生产要素集聚的结果，这是个渐进的自然的历史过程。如果依靠行政力量强力推进、拔苗助长，而产业支撑跟不上，往往建成的是缺乏产业的“睡城”、没有人气的“死城”。

　　引导大城市健康发展，政府应当在规划、定位、管理等方面下足功夫，同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大城市的很多治理难题最终都落在人口管理上。在国际上，主要靠市场来自发调节大城市人口规模。随着人口的涌入，房价等生活成本的上涨，会使一部分人逐渐离开大城市。“首尔人口在2010年—2013年间连续4年呈净流出，其中46.6%是因为高昂的房价”，李铁说。

　　李铁认为，我国的特大城市要加快基础设施供给市场化的范畴，加快推进阶梯价格政策，在城市市民生活成本充分市场化之后，价格和生活成本的市场化调节也自动会导致人口分流。

　　需要指出的是，引导大城市健康发展，需要更为宽广的视野。姚洋认为，在类似北京这样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近极限的超大城市，一定时期内有必要通过一些措施来抑制城市的过度膨胀，从中长期看，还可以通过发展都市圈、实现圈内大中小城市的合理分工来予以疏解。

　　令人欣喜的是，时下京津冀一体化已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为我们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发展大城市提供了一条有别于传统的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