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住建部副部长岗位时，仇保兴已经年满61岁，到了副部级官员退休的年龄，2001从杭州市长任上赴京就职建设部（住建部）时，仇保兴48岁。

　　6月5日，人社部网站发布消息，国务院免去仇保兴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职务。这也是继姜伟新卸任住建部党组书记、陈政高履新后，住建部又一次的人事变动。

　　与谨言低调的住建部长姜伟新相比，仇保兴更为善言高调。

　　2014年全国“两会”现场，姜伟新面对媒体追问房地产调控、住房信息联网、小产权房等诸多问题惜字如金。同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仇保兴却就房地产调控思路、未来走势、共有产权等问题进行了详细介绍和解读。

　　根据住建部的职能安排，仇保兴主要的分管业务是城市规划，因此，相比地产调控和后期楼市走势，这位有着丰富城市规划背景的前任住建部副部长更愿意谈的话题是城镇化和城市规划。

　　近年来，仇保兴多次就城镇化和规划问题发表公开演讲，这位深知规划重要性的副部长称，我的演讲对象主要是城市的决策者，城市建设的结果是刚性的，一旦定型，难以扭转，无法改正恢复。如果不把城市建设的机遇性、挑战性、双重性，向城市的决策者们讲清楚，那就容易产生盲目性，而盲目规划和建设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卸任前最后一次演讲

　　仇保兴被宣布卸任住建部副部长之前的一周，5月28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305会议厅见到了仇保兴。

　　当天是“2014年京交会·中国城镇化大会”，仇保兴受中国产业集群专业委员邀请来参加当日活动。

　　这或许是仇保兴以住建部副部长身份，最后一次的公开演讲。

　　坐在最前排，仔细地听着包括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之内的多位嘉宾的演讲，仇保兴时不时会在纸上做下记录，做笔记也是仇保兴长期以来保持的习惯。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曾在多个场合见到他，均发现带着纸笔作记录。

　　似乎并没有受到即将卸任的影响，在长达1个半小时的演讲和提问时间里，这位“学者型官员”与嘉宾频频互动，开放态度与往日并无二致。

　　针对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支招北京的规划，提出对北京进行功能区切割的建议。仇保兴在演讲中并不掩盖自己的遗憾，“建议很好，早在上世纪80年代，梁思成就提出模制化规划北京的遗憾，但没有形成，如今的北京想切成500、300万的城市，切不掉了。”

　　以此为例，仇保兴说，前期规划没有科学的思路，教训深刻。

　　在当天的演讲中，谈及当前我国城镇化建设面临的种种问题，这位有着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背景的副部长，并不掩饰自己的遗憾和无奈。

　　“其他国家的空城诸如英国是基于产业转移导致的，但是我国的空城却是世界少有的由干部领导为形象工程和政绩，推动的造城运动。”仇保兴说。

　　“小产权房，在法治国家很难想象，无规划保证，也无质量及产权的保障。”仇保兴认为，在农村里面建设城市社区是一种错误思路，我国的老龄化比任何国家都要快，按照当前的人口结构，在未来10年，很有可能出现大规模的返乡潮，城市和乡村的居民能有一个一个弹性的流动机制，也是一个健康的城镇化机制的体现。

　　“现在很多领导有一个明显的误区，认为城镇化率还不够高，有的省已到60%的城镇化率，还要追求90%甚至更高，盲目扩大城市建设，不注意保护文化遗产、保护人居环境，把农村变成城市。”仇保兴表示，农村和城市是互补性发展，如果农村消失了，城市人口只有流入没有流出，没有稳定的城乡流动机制，不是健康的发展模式。

　　30年“城市管家”

　　对城镇化发展中种种弊端的洞察，也是基于仇保兴近30年来“城市管家”的实践和研究结果。

　　在担任住建部副部长之前，仇保兴先后在市场经济起步较早的浙江乐清和金华市担任过党政主要领导，1999年-2001年在杭州市担任过市长。

　　上述对于城市规划的重视亦在其早期地方施政时就有体现。仇保兴担任杭州市长的三年，最被人津津乐道的就是“铁腕拆违”。1999年6月，杭州召开拆违工作动员大会。仇保兴提出拆违工作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当时的口号是向违章建筑宣战。

　　据公开报道，到1999年12月，杭州共拆除违建和过期临建73.93万平方米，占全市应拆除违建的53.8%。其中风景区拆除率为26.9%。到2001年，有598名干部的违法建筑被处理和公示。而桃源岭、浙江汽配城等当时的著名钉子户也被拆除。

　　除了将近20年从一线工作积累起来的丰富的城市管理经验，仇保兴的学术素养也非常丰厚。

　　自杭州大学本科毕业后，仇保兴先后参加了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研究生、复旦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班学习，并赴美国斯坦福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进行了海外学习，并曾赴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

　　这一层履历让仇保兴打上了“学者型官员”的标签，在仇保兴住建部的办公室里，摆了很多书，仅会客的茶几上就堆了两尺多高，这些书籍多与城市建设相关。

　　实际上，仇保兴自己也有多部涉及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城镇化战略研究、产权制度改革等范畴的学术著作出版。

　　正是基于城市管理实践和规划研究的双重经历，仇保兴深知中国城镇规划之弊。“我担任过市长，后来又在部里当副部长。”仇保兴在上述京交会论坛上表示，地方的市长书记想的是怎么把土地财政用好，中央想的是怎么管好土地财政，这就像是猫和老鼠的关系。

　　当前的机制下，城市的决策者对于规划具有绝对的权威，但城市建设一旦定型，难以改正恢复。也因此，仇保兴在担任住建部副部长期间曾在多个场合阐述一个观点：健康的城镇化要保住关键的5大底线——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市和农村互补协调发展、紧凑式的城镇空间密度、防止出现空城、保护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

　　另一方面，这位主管规划的前副部长亦曾借鉴国外经验，于2005年建立城乡规划督察制度，其核心就是通过上级政府向下级政府派出城乡规划督察员，依据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相关政策及规划，监督地方规划的实施情况。

　　截至目前，103个由国务院审批城市总体规划的城市已经派驻了116名城乡规划督察员，形成部、省、市属地管理、分级分类的工作体系。亦是住建部落实新型城镇化，强化规划监管的重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