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保罗的街道上行使着500万辆私家用车、4万多辆公交车、160万辆卡车以及近90万辆摩托车。在它的天空中，每天有大约500架注册直升机和700次航班起降。

　　达尼洛·费里奥曾在里约工作过两年，在纽约工作过一年。在他看来，正是保利斯塔决定了圣保罗能够成为今天的圣保罗。“在里约，人们总是很热情。他们常常说：‘到我家去吃饭！’可你很快就会发现，他们从不告诉你究竟什么时候请客、他们家的地址是什么。而保利斯塔看似冷漠，实则不会轻易许下承诺。在巴西各地，人们总是喜欢保持一团和气，尽一切努力避免冲突。你送给巴西人一样礼物，即使他心里厌恶到极点，也会表现得欢欣鼓舞。和一个典型的巴西人做生意，如果他不满意你的服务和产品，他不会直接告诉你。他会告诉他的秘书。他的秘书再告诉第二个人、第三个人，最后终于传到了你秘书耳朵里，这时你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巴西人还喜欢把私人关系放在第一位。与一个巴西人谈生意，在进入正题之前，他势必要先聊上半天的家庭和兴趣爱好。但圣保罗，我们不那么随意，我们遵守规范，坦率直白。换句话说，我们很‘职业’，我们按照世界通行惯例做生意，这就是圣保罗为什么能这么繁荣的原因。”

　　黑金之城

　　1870年，里约已经是国际大都市，而圣保罗只有3万人。根据圣保罗研究机构费尔南·布罗代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说法，在过去140年里，这座城市经历了“人类经验中大城市最快的长期增长率”。事实上，今天圣保罗和保利斯塔都是由一种东西创造的，那就是“咖啡”。

　　1727年，咖啡的种子从法属圭亚那地区被引入巴西。最开始被种植在亚马孙，然后向南蔓延，在1770年左右到达里约和米纳斯吉拉斯。1779年，从里约港出发，咖啡第一次出口到里斯本，大约有1.25吨。到君主政治结束的1889年，咖啡出口已经占巴西全部出口产品的2/3。在那些年里，咖啡销售的价值和整个殖民时代所有出口品的价值相等。

　　在历史上，圣保罗几乎从没能从殖民经济中分得一杯羹。在圣保罗市中心，有一间白色的被称作“庭院学院”（Patio do Colegio）的教会学校遗址。门外的广场上就是建市纪念碑。1532年，葡萄牙人来到距离圣保罗70公里外的海岛圣文森特，在那里建立桑托斯。只有传教士们愿意向内陆推进，1554年，他们在桑托斯70公里外修建了这个教会学校。但是在定居点建立后的200多年里，圣保罗一直保持着面积一两平方公里、人口1000的规模，城市从未扩张。

　　与里约这座海滨城市相比，处于内陆的圣保罗更具开拓的动力。在圣保罗伊比拉普埃拉公园里，有一座宏大的先锋旗手纪念碑（Monumento às Bandeiras)：走在最前面的男子骑着高头大马，后面跟着人数众多的随从与奴隶。从17世纪开始，一群自称为“先锋旗手”的圣保罗人开始穿越城市西面的大陆。他们的探索与发现极大地扩展了领土范围，直到今天巴西的疆界。也正是圣保罗人最先深入到米纳斯吉拉斯无人居住的峡谷中，在维利亚斯河里发现了第一批金子。但是金矿的开采并没能给圣保罗带来巨大的繁荣：米纳斯吉拉斯距离里约更近，金矿的出口大多走的是里约港；而金矿的利润几乎都被葡萄牙人拿走了，一度引发了圣保罗人的暴力反抗。传统从这时形成—与里约后来的依附皇权不同，圣保罗更愿意与以皇权为代表的旧体系决裂。

　　咖啡贸易的兴起给了圣保罗千载难逢的机遇。圣保罗州拥有与里约同样丰富的光照条件，但由于地处800米的高原，它气候却更加温和。它还拥有独特的红紫色土，土层深而且多气孔、富含腐殖质，非常适合咖啡树的茁壮成长。

　　在“庭院学院”的工作人员奥古斯都告诉我，教士当年选择圣保罗作为定居点，除了考虑到附近有印第安村落外，地理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沿海的群山将圣保罗州分成了两个部分：广阔的内陆和以桑托斯港为代表的狭长沿海。圣保罗正好位于两者的交汇点上。同时，圣保罗也是河流的交汇处，能够连通巴拉那河与拉普拉塔河两条大河。它们的流域覆盖了巴西整个东南部地区。而与桑托斯相比，圣保罗的优势是它有足够的土地容纳城市的发展。

　　于是，圣保罗成了广大内陆种植园与桑托斯港口之间的枢纽。这成为巴西咖啡生产和出口的主要线路。

　　19世纪末，圣保罗州有了世界上最大的咖啡种植园—杜蒙特种植园。在距离圣保罗300英里的内陆：庄园包括数千英亩的土地，其中有超过1.3万英亩的咖啡田和2500英亩的牧场。环这个庄园一圈有40英里，人们为此修建了40多英里的铁轨。庄园供养着5000人，包括23个定居点，规模最大的由70户家庭组成。这里有为工人提供食物的大商店，还有面包店、药店、锯木厂，甚至还有酿酒厂。

　　从表面看，咖啡种植的兴起，不过是巴西单一农作物经济的又一轮简单循环，只不过主角从糖和烟草变成了咖啡而已。咖啡和糖具有许多相近的经济特征：大种植园、单一农作物、依赖国外市场。咖啡庄园的规模和经营模式也和糖料种植园相似。但相似之中蕴含着改变巴西历史的巨大不同：咖啡的种植和加工都需要更大的投资，这刺激了金融业的发展，并使种植园和国外资本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咖啡种植者更支持自由化、乐意用新技术、机器进行试验。大部分咖啡产业兴起时，奴隶贸易已经停止。咖啡种植园广泛地使用领薪雇用人员。相比而言，糖料生产者更为保守，他们和依赖保护关税的帝国政府联系密切，坚决不肯取消奴隶制。

　　到19世纪80年代，巴西社会的上层发生了分化。从全国来看，传统的大地主与地方、州和国家政治家的友谊或家庭纽带是基本的权力结构。而在圣保罗和米纳斯吉拉斯，咖啡种植者日益代表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布拉德福德·伯恩斯在《巴西史》中说：“新兴城市中心联合有资本的咖啡种植者，挑战农村新资本主义和垂死的大地产阶级的权力，这是当时巴西斗争的基调。”圣保罗孕育的，并不只是咖啡，还有巴西共和国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