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7000多万元，号称“国内最高人物铜像”被拆……日前，“广西柳州柳宗元人物铜像被拆”事件在网络上持续发酵。这样的例子多有所闻。今年6月，云南河口斥资2.7亿元的“文化长廊”，建成3年后又花费3亿元来拆除；2012年8月，新疆乌鲁木齐“飞天”雕像仅存活11天被拆；耗资4000万元建成的重庆永川地标建筑——渝西会展中心仅仅投入使用5年，因在原址上修五星级酒店被拆。

　　当初建有理，今天的拆也有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或曰：为官一任，理应建功立业，以期青史留名，何错之有？再说，上级挥舞GDP“指挥棒”，下边能不响应？

　　表面看，似乎这是城市发展需要，也是政绩需要，但是无论“建”还是“拆”，都要经得起如下追问：一是既然拆除的理由很充分，那当初建的理由是什么？二是谁来为建设和拆卸埋单？三是新的规划会不会出现问题，几年之后会不会下一任也来拆这一任的建筑？

　　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强调从制度上防止急功近利和短期行为。笔者认为，短命的“拆”和“建”，是城市发展规划中的一种病，且是一种“重症”，究其病因有三：其一，花纳税人的钱办纳税人的事且可以不负责任。其二，前任的规划与我何干，我任内建的设施才是我的政绩。其三，建设项目事前审查，事中监督和事后评价的整套程序流于形式。

　　重症需猛药，要根除这种拆来拆去的错误做法，笔者认为，要从体制机制上进行“手术治疗”。

　　第一步，挂号。建设一项工程需要报送项目规划，拆除这项工程也一样需要报批，甚至需要开听证会，让辖区内的公众参与意见，避免长官意志，拍脑袋决策。

　　第二步，诊疗。对原有规划更改，也可能是因原有规划不科学造成，因此，地方在做规划时必须要严肃认真。对确实需要拆除的建筑，必须要慎重地进行论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制度的完善和修补，由点及面地对问题进行分析对症。

　　第三步，修养。一个建筑的拆除可能是这个建筑本身的问题，也可能是规划机制出现了问题，城市规划的出台程序是否需要修改，甚至是颠覆式的修改，这也是要考虑的。主管规划的部门要从流程上做一些反思并拿出实实在在的措施。

　　当前，正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提出要“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城市规划的长官们，不妨多贯彻落实“群众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