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的社会正在老龄化，广州现在有116万的老人，最新数据显示广东女性平均寿命是79.32岁，其中有一半老人家是独自生活的。这些老人不跳舞、不唱歌怎么办？既有的生命经验让她们偏爱广场舞，或许也有找到同伴，排解独孤的疗效。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副产品之一便是相应的公共文化设施没有跟上。广场舞引发的矛盾何尝不是城市公共空间的缺失问题。如果有足够的文化场馆，中国大妈可以室内跳舞，何以会噪音扰民？小小的广场舞，折射出的是人们（尤其是中国大妈）对公共文化生活的真实需求和现实焦虑。

　　处于舆论中心的《广州市公园条例》网上立法听证会仍在进行中，截至9月22日24时，就已经有163.52万人次网友点击围观此次听证会。最备受关注与争议的便是公园噪音问题，这和“广场舞”以及中国大妈这两个意象紧密相连。

　　街坊邻居十分反感噪音扰民的“广场舞”及跳“广场舞”的主体中国大妈。于是乎，我们放大范围，进入视野的消息报道，包括泼粪、枪击、放狗咬……如此极端为哪般？皆为广场舞。反对者，多是上班族，觉得早上和晚上的大好时光被广场舞的噪音搅黄了，他们要的是安静休息。而跳广场舞的中国大妈则要跳舞要健康。双方矛盾不断，这态势从此次立法听证会便可见一斑，如何确定公园噪音分贝，怎么落实执法等等。

　　中国大妈俨然成了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帮人，她们席卷国内外各大城市的广场，伴着劲爆音乐翩翩起舞；她们出没于早晚高峰的公交车上，择菜、抢座，与别人争吵；她们一掷千金，全球狂扫黄金，试与华尔街金融大鳄比高；如今，她们再次令世界侧目，全球疯抢苹果手机新品iPhone6，抢购到了纽约首部iPhone6。如此近乎“妖魔化”中国大妈，潜台词大抵是指她们与现代生活规范格格不入。现代生活是个什么样？现代人应该有自己的私密空间，应该独处自由。比如，新城市中产阶级崛起了，大多是戴着耳机独享跑步的乐趣或是在窗明几净的健身房里挥汗如雨等等。可这些和中国大妈貌似八竿子打不着。

　　为什么大妈独爱广场舞，而不去健身房或是在公园里跑步？笔者以为，一与广场舞免费有关，二与成长记忆有关。如今的广场舞实则是“秧歌舞”、“锣鼓舞”在时代变迁下的产物。这些“集体舞”是新中国后才有的文化景观。它们深深地躺在中国大妈的记忆中，与她们的青春密不可分。广场舞对中国大妈而言何尝不是青春怀旧的实践呢。就像所谓的新时代城市中产阶层，捧着村上春树的《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享受跑步的乐趣，何尝不是在享受一种掌控自我的自信呢。当越来越多的城市中产发出声音时，社会的舆论天平自然倾向这社会经济的中坚力量。而广场舞、中国大妈则成为与时代进步洪流背道而驰的意象，成为与现代文明相冲突的生活方式与人群。

　　而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的社会正在老龄化，广州现在有116万的老人，最新数据显示广东女性平均寿命是79.32岁，其中有一半老人家是独自生活的。这些老人不跳舞、不唱歌怎么办？既有的生命经验让她们偏爱广场舞，或许也有找到同伴，排解独孤的疗效。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副产品之一便是相应的公共文化设施没有跟上。广场舞引发的矛盾何尝不是城市公共空间的缺失问题。如果有足够的文化场馆，中国大妈可以室内跳舞，何以会噪音扰民？

　　小小的广场舞，折射出的是人们（尤其是中国大妈）对公共文化生活的真实需求和现实焦虑。中老年人的文化、健身需求十分强烈，在空间上却得不到满足。而所谓的城市文化地表则被资本所俘获，成为明码标价的有价甚至是高价消费品。我国《全民健身条例》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全民健身工作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并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增加对全民健身的投入。对此，政府部门责无旁贷地需要开辟更多的公共空地、文化广场供市民使用。尤其是面临着银发浪潮，更应该进一步加大公共支出和公共消费性投资，在市政规划和建设时，应更多预留和规划老年人公共活动空间。

　　宜疏不宜堵，不应该只是禁止、罚款，从基础设施建设做起，当然也需要合理的监督与引导。在相互尊重与理解的基础上，寻求最大公约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