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正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趋势是，“消费型城市”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一个城市的生活品质正在成为对人口迁移的吸引力。在收入水平提高以后，新增加的消费更加需要见面和体验。你将更多地去看话剧和电影，减少在家里看电视和碟片的时间。你也更加多地出席化装舞会、去健身房，更少在家里和朋友在网上聊天。如果我说的是错的，那么，你就不会看到那么多人愿意花很多的钱，在下班以后带着疲惫的身躯赶到商学院的课堂里去上课，而不是在网上看教授的视频。如果我说的是错的，你也就不会看到，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往大城市搬迁，并且还要花很贵的房租，住在大城市的市中心。这些人并不傻，恰恰相反，他们是这个世界最聪明的人。

　　在不久前我参加的一次国际会议上，一位加拿大的学者善意地提醒我们，不要天真地认为人口向大城市的集聚过程会终止。且不说中国仍然处在城市化刚刚超过50%的阶段，即使在美国和加拿大这样的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已经基本完成，城市化的水平达到80%，人们仍然在不断向大城市集聚。一些国际大都市——如纽约和多伦多——仍然在继续长大，而不是缩小。更重要的是，这些国际大都市的长大，不是因为外国移民的到来，而是因为他们在本国人口当中所占的比重在提高。更说明问题的现象出现在日本，日本的全国人口在下降，而东京都和东京圈的人口却在上升。要了解其中的奥秘，只需要看看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就可以了。越是发达的国家，知识密集型的产业比重越高。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仍然愿意居住在大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核心区。

　　因此，不要以为，在北京和上海现在出现的搬离市中心的趋势是长久的。人们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希望改善住房，通过住得远些，从而住得大一点，这是发达国家也曾经历过的。但这种搬离大城市的趋势在上世纪的80年代的中期就已经在美国终结了。而在东京，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也开始出现人们重新搬回中心城区的趋势。这里面的道理还是前面说过的，人们越来越需要住在市中心，来接近空气里弥漫着的知识、信息和技术。同时，也是为了享受市中心无法被替代的丰富生活。与此同时，人的收入水平提高了，人们不愿意将时间花在路上。

　　最后让我们来谈一谈公共政策吧。人们往往容易看到城市扩张所出现的各种问题，比如拥挤和污染。但是人们往往看不到，在大城市所承受的拥挤和污染，恰恰是人们获取更好的工作机会和更好的生活品质所付出的代价。十八届三中全会先说“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因素，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之后才说“要严格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这个次序的先后是有含义的，任何控制人口规模的措施，必须尊重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规律，而不是去逆转这些规律。从这个角度来出发，任何控制人口规模的政策最多只能是在短期里作为应急措施。即便是这样的应急性的控制人口政策，也只能是适度缓解人口增长的速度，而不可能让特大城市的人口负增长。更不应该通过加强对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歧视，来增加他们生活在城市的成本。从长期来看，正确的政策只能是适应人口增长的趋势，不断地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在不妨碍城市发展的情况下，缓解拥堵和污染的问题。而在当前经济不太景气的背景下，这样的投资才是拉动增长的有回报的投资。

　　当然，在控制大城市人口增长这件事上，中国并不孤单。看看印度吧，这个人口大国长期以来也采取措施限制大城市的发展，把政府所能控制的产业往中小城市搬。结果呢?大城市还是在发展，只是他们的大城市发展的产业结构大量是信息技术等产业，这些产业吸纳农村移民的能力不强。结果就是，印度成为了“两个印度”，城市并没有充分发挥创造就业的功能，而落后的农村没有分享现代经济增长的成果。和中国一样，印度的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它的工业和服务业发展。

　　可见，通过行政手段来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做法没什么国际经验，即使有，也来自屈指可数的第三世界国家，说多了全是泪。大约在半个世纪以前，简·雅各布斯写下《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她的斗争对象就是当时追求低密度的美国城市规划学界，历史证明，简是对的，美国城市正在为低密度而支付昂贵的代价，也驱动人们重返高密度且更有活力的大城市。透过现象看本质，这背后只是两个大字——“人性”。陶渊明曾有诗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是千百年来最好的诗，现代人何妨做这样的解读，偶尔厌倦了大城市的各种病，那就去用内心的安宁来治，“心远”即可，而未必是归隐山林，更不是把城市建得像农村一样。

　　总之，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怕孤独。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