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城市化是先进行工业化的发达市场国家的城市化模式。当时，城市化与工业化基本上是同步的，缺乏统筹安排，也没有科学的城市规模概念，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未被城市领导层所考虑。等到发现居民的生活质量下降等问题时，已为时过晚，要改变城市现状已经不易。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即使认识到较早进行工业化的国家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已产生的弊病，想避免它们，但需要大笔公共投资，往往力所不及。结果，无论在先工业化和先城市化的国家还是在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中，都发生了所谓的“城市病”，以致出现了“反城市化”倾向。

　　在某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城市化率高达90%以上。在经过二百多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后，城市化率至今已经没有重要意义，也很少再被人们关注。这是因为：

　　第一，如果某个国家至今仍旧存在城乡居民权利不平等和身份限制，那么城市化率可以反映社会等级的存在。但在现阶段，在市场经济国家本国公民权利平等和身份限制已经消失的条件下，城市化率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第二，如果某个国家至今仍旧存在公共服务因城乡而异，或存在城乡社会保障的非一体化，那么城市化率可以反映社会保障一体化方面尚存在的城乡差距。但这样的例子现在已经不多。

　　第三，由于国内交通运输条件的日益完善，再加上通信手段的方便，以及运输成本、信息成本的降低，土地价格地区差距的存在，所以城市化率高不一定反映工业企业必定趋向于集中，工业企业可能分散于城区以外的农村。

　　传统城市化模式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迄今为止中国的城镇化率略高于50%。但据研究中国城镇化的专家的意见，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率还不到40%。理由是：中国至今仍存在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一些农民工虽然在城镇中已是常住人口，但农民户籍未变，身份仍是“农民”，不能同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所以城镇化率对于现阶段的中国仍有意义，这反映了城乡一体化程度的不足。特别是涉及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更是如此，从而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模式就更有迫切意义。据浙江、福建、广东三省农民工状况的调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夫妇所生下的子女，现在都到了就业年龄，他们的身份仍是农民，但他们一直在城里生活和受教育，在就业时身份未变，择业机会少，就业也受歧视，通常的出路仍然是当农民工，结婚的对象也是农民工子女。这种状况亟待改变，城乡一体化改革越是拖延，代价越大。

　　从另一角度看，如果中国要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即90%以上的人口集中于城市，那么城市居住条件必定恶化，居民生活质量必定下降。即使城市会因人口的增加而新增不少服务业就业岗位，但就业机会依然满足不了涌入城市的农民们的要求。

　　因此，中国必须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即中国城镇化应当分为三部分：老城区＋新城区＋农村新社区。这种新模式在有些地方又被称作“就地城镇化”模式。根据我以前在广西桂林市恭城瑶族自治县的调查，那里的农村把农民住房进行改造，把果品种植和加工业、猪的饲养和新品种猪肉的初步加工业等作为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来源，从农村生活质量上看，已经同桂林市的城镇市民没有什么差别，这就是“就地城镇化”的一个例证。2012年11月末，我带领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调研组在浙江省杭州市、嘉兴市、湖州市所属的几个县进行考察。当地县级领导人介绍道，近几年来这些地方已经不声不响地实现了城镇化，没有大规模拆迁、搬家，农村的居民、小镇上的居民都感到城市和农村在生活上已没有什么区别了，甚至农村家庭收入和城里人的收入也没有多大的差距了。在嘉兴市的平湖、湖州市的安吉两个县级单位，农民反映：农村的水、电、路、学校、医院、社区服务同城里差不多一样了，有些家庭近距离地搬家，大家是情愿的，生活过得好，有什么不愿意的？这也是对“就地城镇化”的真实表达。

　　有些专家同意这三部分构成中国城镇化的设想，但仍有一个疑问，即老城区和新城区可以纳入城镇化的范围，但农村新社区纳入城镇化范围，似乎有些不妥。他们说：如果把农村新社区纳入城镇化的范围，岂不是自相矛盾？难道农村与城镇可以合而为一吗？这个疑问不是没有道理的。

　　对此可以作如下解释：

　　中国的城镇化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开始时，甚至较长时间内，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还不能取消，城乡居民的身份差别和权利不平等还会继续存在，在这个阶段，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老城区和新城区都有常住的农村人口，农村新社区更不必说了，农民成为新社区居民中的绝大多数，甚至是全部。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这些常住于新老城区的农民，迟早会转变为有城镇户口的居民。这是总的趋势，谁也无法改变。至于在农村新社区居住和工作的农民，随着新社区经济的发展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完善，特别是随着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进展，新社区中的农民迟早也会转为城镇户口。

　　说得更确切些，在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一定会走向全国户籍一元化。城区和农村不再有居民身份的差别，也不再有城乡居民权利的不平等。到了那时，可以把“农村新社区”改称为“新社区”，前面不必加上“农村”二字。反映中国城镇化真正特色和符合中国国情的，恰恰是“新社区”作为中国城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社区”今后就是中国的新城镇。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城镇化体现了中国经济双重转型的特征。中国经济的双重转型是指：这种转型既是“发展转型”，又是“体制转型”。“发展转型”意味着由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体制转型”意味着由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这两种转型在中国是重叠的。所以中国的城镇化完成之日，正是上述双重转型成功之时。破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可能是双重转型中具有关键意义的阶段。中国城镇化唯有走适合国情的道路，才能实现城乡居民无身份差别和权利平等的目标。

　　摘自厉以宁《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