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城市经济的竞争力规定

　　一般认为，城市的竞争力与城市的规模有关，但这种关联比较复杂，很难找到明确的线性规律。城市总体规模要多大才适度？以及城市是否应该有发展的边界？对这类讨论，人们似乎各执己见，但能够达成共识的是：城市应该有小尺度的相对独立和功能自洽的发展单元。这能有效减少通勤距离，降低基础设施维护成本，同时可能形成功能和风格特异的产业或文化圈。此外，城市越大，越易于显示多样性，因而会增添城市魅力。现行功能分区的规划模式，大多类似将一个单一中心的小城市直接放大，不但忽略了复杂多样的生活需求，更因分区造成远程通勤，从而造成拥堵和污染。

　　城市经济的竞争力关键要素是城市所属企业构成的专业化水准。企业构成越是专业化，越有活力。支撑城市专业化的，是在国际大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主导产业。一个城市即使是几万人，只要它有一个规模足够大、竞争力强的企业，这个城市就有了活力。

　　有竞争力的企业是保障充分就业的基本条件。将失业率压在3%左右，是一个城市健康有活力的重要条件。在劳动市场较充分竞争的条件下，劳动者的收入取决于劳动时间。充分就业不仅保障劳动者的收入，也为社会保障资金提供源泉。充分就业是降低城市犯罪率的基础条件。而各种原生的和传统的小型服务业正是增加充分就业的海绵，应该在实现城市管理的基础上扶持和爱护，而不是清理和打压。

　　城市企业构成的专业化会使城市的横向社会交往关系发生有益变化，使现代城市“熟人圈”，替代传统的以宗法关系或权力关系为纽带的“熟人圈”。这是承载城市魅力的重要基础。

　　传统熟人社会的成功转型的最根本条件，是实现物质利益关系与宗法关系或其变形之间的切割，将物质利益关系交由市场支配。熟人社会中成员所依赖的小市场必须是更大市场的一部分，使成员的物质利益诉求得以独立实现。

　　这种经由市场关系所整合的社会，必然具有某种专业化的形态。人们开始依从专业技术解决基础生活需求问题。这种分工的出现，是一次对人的重大解放。人们的交际需求不再和物质利益的满足直接捆绑，这使人们有了对交际的自由选择权。由这里，开始了私权与公权的分离。私权用于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只跟人的技能关联。公权可能只用来处理公共事务，对公共事务有偏好的人们会更多地进入交际领域。公权行使中的自由，可能只体现于对公权代表（政务官员）的选择，而公共决策一旦形成，少数派也不得不执行。但少数派的权利牺牲仅限于某些公共领域，他们的物质利益需求仍在私权范围里，其基本自由不受影响。这样一个社会大抵是和谐的。

　　在经济发达的社会，只要是稍有规模的人口聚集点，哪怕是几万人的小城市，其劳动者必然纵深进入国际分工体系。一些数万人的小城市，往往由一两个大型企业支撑，或由类似大学这样的公共机构支撑；一些更小的聚集点，如村庄，也会存在，但同样具有专业化水准，或是度假旅游点，或是特种农产品集散地。在这样的居民点，熟人社会不再和基本经济利益直接关联，人们的超经济往来不会约束基本自由。至于专业农民，由于高度分散居住，传统村庄的那种综合性熟人圈子的压力自然荡然无存；他们的每一斤农产品都可能远销他处，近距离的交往圈不必与物质利益扭在一起。

　　城市经济的竞争力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城市较低的市民生活成本。低成本的生活有利于提高市民的满足感，改善市民与政府的关系，提高市民公共参与的积极性。合理布局商贸设施，给社区小型商店提供经营场所，丰富流通业态，有利于降低城市物价水平。经验观察表明，尽可能增加城市的混合度，模糊功能区界限，可以使服务业态与服务需求更好适应，同时增加步行机会，有效降低机动车出行。生活成本还包括出行的时间成本。交通过于拥挤会增加出行时间。严格的数据分析表明，在一定范围里，在道路占地总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增加路网密度，会增加车辆的通过能力，提高交通的便捷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