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及抗日战争70周年，在卢沟桥事变78周年到来之际，我们建筑文化考察组一行再次来到位于四川大邑安仁镇的中国最大的抗日战争纪念聚落博物馆。在这里不仅感受到全景式的国际化的“二战”纪念场景，也再一次感受到“另类”的抗日战争纪念建筑对心灵之震撼。

　　这里首先需要申明的是：在面向世界的“二战”纪念中，国人要竖立起中国是“二战”胜利的中坚力量的观念，这是因为2015年是“二战”胜利70周年不假，“二战”始于1939年德国对波兰入侵，可1937年日本在南京制造的“屠城”惨案又是什么呢？它是“二战”法西斯暴行的重要事件，不如此认知就会屏蔽历史的真相。事实上，中国对同盟国赢得“二战”的最终胜利的贡献至少表现在三方面，即：中国在“二战”中军民伤亡总数超3500万人，是牺牲人数最大的国度：在亚太战场上，美国直至1941年才参战，惟有中国军民在极其艰苦、独自顽强地抵抗；中国反法西斯战争持续了14年，是“二战”中最早参战且抗战时间最长的盟国。但，人们是否想到，在那场殊死的反法西斯战争较量中，中国还贡献了多少堪称另类英雄的“不屈战俘”，他们为拯救国家坠入地狱，是不是也堪称共和国基石的先烈？对这一点人们认知甚少，对这一点我们也宣传得很不够。

　　建川博物馆是个庞大的中国博物馆聚落天地，抗日战争的“二战”主题是其中最突出的一部分。据樊建川馆长介绍，这个仅700平方米大小的馆，是于2005年正式建成并对外开放的，它是亚洲惟一的为“抗俘”修建的博物馆。“抗俘”一词由樊建川首创，指14载抗日战争中被日军俘虏的中国将士，馆的展陈分为：壮士无疆、兵败悲曲、日军兽行、弹尽粮绝、挺拔童年、战地玫瑰等主题。在过去的传统观念下，战俘是屈辱、怯懦的代名词，因为战俘既未成功，也未成仁。据建川博物馆的统计，抗战中，中国战俘将士达百万人以上，他们慷慨从军出征，他们上阵与日军搏杀，但身不由己成为战俘……不可否认，我们长期以来对他们采取了回避、隐匿、淡化、失语的立场。据此，“抗俘”深受敌方的残酷折磨之苦、深受我方的鄙视误解之苦、还深受己方自责和懊悔之苦，他们这些曾经的英雄将士，生不如死，死沉深海。

　　樊建川说，收集到那么多资料，让我认识了许多“抗俘”，看清了他们的表情，听懂了他们的方言与心声。他们为何不被承认是我们的先辈，他们为何不是赶走日军侵略者的民族英雄，他们恰恰是背负太多艰辛与苦难的可贵中国军人。在该馆的“抗俘表情”走廊中，不屈战俘甬道两边的墙壁上，悬挂着数百幅中国“抗俘”照片烧制成的瓷板像，他们历经劫难，真容不改，向观者倾诉着日寇的残暴。在这些不屈战俘中有：巾帼英雄赵一曼、绝食殉国的抗日将领巫恒通、博得世人敬仰的坚守上海四行仓库4昼夜的“八百壮士”等。据樊建川评介道，抗俘纪念馆以其硬朗的风格和超然气质受到越来越多观者的好评，这里有国家领导人、有外国政要、有二战参加国的驻华使节等。我们看到馆内地砖、展板、展柜等全部设计成钢铁的，它意在表现“抗俘”与侵略者对峙的犟劲与铮铮铁骨。

　　对于这精彩的“抗俘馆”建筑设计，程泰宁院士总是谦虚地说，有很多遗憾是可以避免的。依我之见，他的构思、他的笔法、他的驾驭能力都是极其精当的，项目建成开放十年了，业界内外好评如注。他说，“抗俘馆”，在国内外都难见这样独立的纪念性文博建筑，樊建川的创意不仅独特且有深意。从建成的作品我们发现：石头，尽管局部破损变形的，但仍可保持必要的形体，体现着富有张力的褶皱般的平面肌理；清水混凝土粗糙的墙石隐喻着“抗俘”被误解的灰度人生；而金属板那暗红色的顶部即可象征着他们曾经历的苦难，也仿佛昭示了他们那颗坚贞而又流血的内心，整个建筑形体虽有破损，但棱角尖锐且分明。“抗俘馆”设计作品让观者从步入大门的那瞬间起，便被沉重、压抑的环境所折服，与建筑形体断裂、扭曲的激励一致，展厅及展廊更是一个连续且迂回的序列，展品采用人工照明，而环境光更从形态极不规则的高窗及天井的小孔中射入，带来神秘的光环境，无论是囚笼铁栅，还是“放风院”都增加了战俘馆的主题性。全部展览参观过后，我们便步入了室外围合的“水院”空间，它营造了一个能让人回味的场所，静静的一池水面，简洁的空间，让每人在回顾并审视抗俘这一特殊人群命运，反思社会曾经对他们的误解与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