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动力受阻，效率恶化

　　如前所述，一方面，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经济集聚趋势仍在继续，使得东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进一步吸引劳动力流入。

　　另一方面，政府明显加强了通过行政手段引导资源向中西部流动的政策措施，在2003年前后形成了政策上的拐点。虽然这些平衡区域发展的政策确实实现了区域经济总量的收敛，但是，这是以劳动力未充分流动、资源配置的行政化和要素价格扭曲为前提的，其代价则是2003年之后中国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放缓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并将对当前的区域平衡政策的可持续性构成威胁。

　　事实上，行政配置资源的政策效果却并不强，从每一年企业数量的变化可以看出，东部企业的数量占比在2003年后并没有减少，这一比重从2003年的73.2%变为2007年的74.1%。这说中西部偏向的政策并没有使得企业向东部集聚的趋势发生逆转。

　　在2002年到2009年期间，东部地区的就业增长率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的就业增长率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说明，从就业角度来看，中西部的投资推动型的经济增长在创造就业方面的效应却不强。

　　地理劣势地区数量型扩张带来的债务负担

　　在大约2004年之后，表面上看起来，中国的中西部省份的GDP增长速度快于东部省份。但是，如果仅有数量型的经济增长，而缺乏有市场竞争力的产业，同时，大量的基础设施和工业园建设又依赖政府的投入，其结果就是地方政府借了大量举债投资，但却没有带来同步的经济增长，使得债务负担越来越重。不管是从城投债发债的支数还是规模来讲，中西部省份所占的比重近些年来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在2012年，这两个比重均已经超过50%。而中西部省份在2011年全国GDP中占有41.5%。

　　从总的负债率来看，中西部省份的负债状况同样令人堪忧。我们由2013年政府公布的每一个省的债务存量数据，计算了每一个省债务除以GDP的比率。如图2所示，中西部省份普遍人均GDP低而负债率高。

　　中国的城市常住人口中，有着相当一部分的非本地户籍人口，并且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这一部分人口的比例在不断提高。长期以来城乡分割所造成的城乡差距也在城市内造成了户籍和非户籍人口的差距，于是形成了城市内部新的“二元社会”分割。在城市里，因为没有当地户籍，外来人口的收入，教育回报均较低。

　　城市内部的二元社会一旦形成，就会持续存在，并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后果，不利于城市的和谐发展。城市内部分割会影响到信任水平。用上海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非本地户籍人口对小区居民的信任、社会信任以及公共信任的水平更低。城市户籍与非户籍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还降低了人们的幸福感。

　　与此同时，城市的外来人口却缺乏有效的利益诉求机制，在公共参与方面，外来人口表现得更为消极，其中部分的原因是现有制度对他们的公共参与形成制约。而这些相对弱势的外来人口还出现了聚居在一起的现象，这就可能通过社区内的相互影响加剧社会风险。

　　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始终是中国收入差距巨大的重要因素，而如果进一步把地区间收入差距分解成城乡收入差距和城市内部、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会发现地区间收入差距与城乡间收入差距大有很大关系，地区间收入差距中70%- 80%可以由城乡间收入差距来解释。

　　由于城市化和经济集聚是与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同时发生的，因此，很容易引起两者存在因果关系的误解。事实上，根据国际经验，城市化进程中，城乡收入差距会缩小。韩国在1994年基本消除了城乡收入差距，斯里兰卡和中国台湾也在1995年将城乡收入比降至1.4以下。

　　城市化降低收入差距的机制有两条：首先，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生产率更高的城市部门，可以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其次，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可以获得更多的人均耕地资源，有利于实现农业规模经营。但是，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城乡分割政策使得劳动力流动受到阻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规模不足，流入城市后所获得的收入和所享受的公共服务和城市居民还是有很大差距。另一方面，耕地资源难以流转，农业规模经营很难实现。这导致城市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两条机制都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尽管城市化本身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由于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的实施，以及经济开放等其他因素有更强的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使得城乡收入差距未在城市化进程中缩小。因此，打破城乡分割、促进城乡要素流动成了降低城乡收入差距的必要条件。

　　城市化路径的纠偏与对策

　　当前，阻碍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和地区间流动和再配置的制度主要就是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由于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往往是与户籍身份挂钩的，因此，公共服务制度也相应地成为了劳动力流动的障碍。而与此相连的更深层次的制度背景则是分税制之下地方政府承担公共服务支出的制度，以及地方政府官员所面临的GDP增长考核制度。因此，如果要促进劳动力流动，就必须进行一系列的综合配套改革，而这一系列改革的切入点，则是户籍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