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地产大佬任志强一直以敢说著称，其不久前在解读京津冀一体化时语出惊人，他指出，经济规律是无法用行政权力改变的，而北京的产业转移等作法只是在优化北京本身，同时，这种作法无益于解决北京的大城市病，甚至注定是失败的。其观点虽不尽然，但在京津冀一体化大热的背景下也能带来一些思考，陈列于此，供大家参考，自行分辨。传统的中国是个多层圈的文化。以地域形成的语言与文化和当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紧密结合。连建筑都有各自的特色。

　　京津冀一体化：多层圈文化积淀下的新建设高潮

　　随着国家管理体制的变化，自北京帝制建都之后，地位大大提高了。虽然经历过民国时期的南京建都变成，但49之后又恢复了北京的首都地位。

　　天津则发生过多次的起起浮浮。从交通的水陆兼通和工业发展上都曾有过特殊的辉煌。但也在省会、非省会到直辖中有过多次变化。虽想与帝都争个平等地位，却在大树底下不长草中失落了。

　　帝都的四周则曾是狼烟弥漫的战场。屯兵于帝都，重点防御北方，有过千年历史。虽在清时不再以兵御疆。但备战备荒的主要对象仍在北方。改革后号称是同步发展，可北京周边仍有不少的贫困县。

　　当大树过多的吸取了土地的营养成分和遮拦了阳光时，大树下的其它竞争性植物就难以生存。只剩下好乘凉了。但想乘凉又如何竞争呢？

　　为了保证首都的发展利益，又一次以三地一体化的名义，准备掀起一个新的建设高潮。真是激动人心啊！

　　三地一体化的障碍在于如何处理“公平”

　　看完了这些宣传文件和纲要之后却无法让人高兴起来。

　　中国曾经高喊过城乡一体化的口号，但为什么无法实现这样的目标呢？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无法打破的人口自由流动和迁徒的户籍制度的限制。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相关问题。

　　计划经济时代为限制人口的流动，用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方式将农民捆在了土地上。改革后有了土地承包制和身份证，可以让农民离开土地，进入了城市。但户籍制度并没有改变他们的农民身份。“农民工”代替了工人阶级。可社保、医疗、教育、住房、家庭仍然与土地挂勾。成为进城与上升通道中的一把钢锁。

　　每当看到“城乡一体化”和“京津冀一体化”时就在思考，如果不能将人权平等，将身份的痕迹区别彻底消除，又从何谈起一体化呢？

　　河北与天津的人民能平等分享北京市户籍人口的各种权利吗？能分享北京市的教育、医疗、社保、就业等等的福利吗？

　　所谓的三地一体化，无非是将北京市不想要的产业、事业、经营与人口都从北京市挤出去，安排在河北与天津。让北京市仍可分享他们提供的服务与商品，但不承担他们可能对北京市产生的负担。

　　向周边地区甩包袱，以确保北京市最终严格控制人口总量的目标，似乎是所谓一体化的落脚点。

　　连北京市的户籍人口和纳税地点在通州的购房问题上都成为了不能一体化的障碍。河北与天津的人口又岂能一体化？

　　经济规律是无法用行政权力改变的

　　城市的集中度是市场化竞争的结果。也是城乡差别的选择。不承认这种差别和竞争，试图用政府的行政权力，强制性的推行一体化，其结果必然是失败的。

　　市场化的竞争必然会形成技术、资源、人才、创新能力的集中。必然会向最有利于这些资源综合匹配，效率最高的地区。目前就是向城市集中，向大城市集中。任何行政权力也无法改变这种流动与集中。经济规律是无法用行政权力改变的。

　　有人说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就能解决这些问题了。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真的能均等化吗？能！但这要求整个社会都平均达到极高的经济发展水平。目前连美、英、德、日这些发达国家都无法实现的目标，在中国日前的情况下又怎么可能实现呢？

　　请问把五个手指分开还是把五个手指变成拳头打人更有力量？如果把北大、清华集中起来的优秀教师用均等化的方式分配到教育落后的地区。那么是将整体的教育事业水平提高了还是降低了？如果把北京市的优秀医生都用均等化的方式分配到落后地区。那么医疗的整体水平和科研力量会提高吗？

　　一体化和均等化的过程是有利于将资源与效率提高吗？仅仅是将产业与人才用权力重新进行分配吗？那么市场会同意吗？

　　当通州限制非户籍人口的进入时，能自行培养优秀人才吗？拒绝了优秀人才的进入，难道能有利于提高通州的整体发展吗？

　　当北京市为控制人口总量而加大了限制，有可能只引进优秀人才吗？你怎么知道谁可能成为优秀的创新创业者或中央委员呢？

　　当城市的收入水平远远高于农村时，当北京市的收入水平远远高于河北与天津时，又如何让民众不去争取获得高收入的就业呢？

　　中国有38%农民从事农业就业，但只有9.5%的GDP。这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贫富差别的根源。如果不能用城市化吸引更多的农民转变生产方式，又如何消除贫富差别？

　　三地一体化？北京最优化？

　　世界各国都同样遇到城市化进程中的矛盾，但没有一个是用行政权力的方式来限制城市化的。都是用市场化的方法和允许民众自由选择的方式处理的。反而让城市中的人群能和谐的相处，让城市的效率提高了。

　　中国的土地非私有和土地资源非市场化配置，也是人群、产业、资本、人才和公共资源不得不向城市集中的原因之一。

　　当中国已经从完全公有，变为允许一部分私有的改革多年之后，大多数人已经成为有产者。更多的人都在努力奋斗希望成为有产者。那么财产、资产的配置则是有产者决定的。而非权力决定的。如果权力限制了有产者资产的自由配置，他们就只好向境外转移了。

　　当权力无法限制这些资产向境外转移配置时，又如何在境内能有效限制自由配置呢？

　　河北落后的地区也许会认为那些被北京市淘汰了的产业，对他们而言也是先进的。在北京认为是高能耗和污染的产业，也许比农业会有更高的收入。

　　但是在先进地区有可能降耗和减污，还是在落后地区有可能降耗和减污呢？这种转移是对社会和自然更负责任还是推卸责任呢？

　　或许最终的目标不是三地一体化，而仅是北京市最优化。但结果却未必是行政权力所能决定的。

　　今天移动通信才取消了三地的漫游通话费。但还有多少没有取消的限制措施？如非北京市的车牌能随便进京吗？为什么北京市可以限制，津冀就不能限制呢？又何来的一体化？

　　当小农社会以社群为主体的社会，进入到现代化的生产方式时，个人就变成生产与生活的主体。一个地区或城市，甚至国家与民族的繁荣，在于以个体为主的创新能力，及创新的深度与广度所决定。而非权力所决定。

　　当任何行政主张限制和禁止了个体的创新能力与选择的环境时，都必然的削弱了创新的精神和发展。也必然有害于整体的经济。

　　无论北京及周边的条件是否适合人口的居住与发展，这种所谓一体化的道路都并不符合市场化的进程。再靠行政权力去安排经济发展布局的调整最终都将是失败的。

　　津京冀一体化无益解决北京大城市病

　　4月30日召开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北京将逐步强化政治中心职能，疏散经济中心功能。你们可能很迷信津京冀一体化，从我个人而来，我反对。我不赞成城乡一体化，从逻辑上不对。经济逻辑上从来都是资源相对集中的时候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益。

　　北京人口太多了，所以要把北京人口轰走，轰到天津去、轰到河北去，避免大城市化、或者特大城市化的城市病。我们的城市病不是因为人多。无论是东京、首尔、纽约，我们不如人家的车多，也没有人家人口密度大。北京算起来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1200多人，全国排名倒数第四。上海才2000多，也不多。纽约8000多人每平方公里，香港6000多人。

　　中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是石家庄，每平方公里4000-5000人。石家庄是十年前第一个放开户口的，但石家庄会比北京挤么？和人口没关系，是我们道路系统出了问题。北京道路系统就是因为这有中南海，那有天安门，堵得乱七八糟都得绕。

　　北京的路恨不得120米宽，一个老太太过马路可能要过5分钟。你到纽约去看看有没有超过30米的路，人们很快就通过了，单行线车哗哗哗地猛跑。

　　别以为我们傻大黑粗的马路，通行率就提高了。小的单行线通行率比我们快多了，是有数据和理论支撑的。北京拥堵是我们城市治理问题造成的结果。

　　管理问题和制度问题是主要的。我们不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就埋怨人多。城市化重要的是把资源集中，效率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