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伯特·比克最近老在中国的街道上“犯迷糊”。

　　这位加拿大建筑师觉得，中国很多城市似乎长了同一张脸：清一色装着小窗户的民房、齐刷刷镶上大玻璃的高层建筑，在臃肿的街道里彼此挤压着“生存空间”。当然，随意走进一个商场，也都“呼呼地吹着空调风”。

　　“耗能太严重了。”他皱着眉头道，“每个城市的气候、植被等自然环境都不相同，光线、景观、气候条件应该充分考虑到建筑里，绝不能‘千城一面’。”

　　如果阿尔伯特·比克的步子迈得更大些，他或许还会发现，这些长着“整容脸”的城市，也前前后后被诊出了“城市病”，症状有看不见星星的夜晚、“包围”城区的垃圾山、“深陷车海”的上班路……就像一个患病的成年人，“浑身上下的器官都在发出警报”。

　　类似的现象，都在近日举办的首届绿色城市化论坛上一一罗列。亚洲设计论坛理事、马来西亚建筑师杨经文指出：“人类居住的城市却遭受着越来越严重的生态危机，如果不加以重视，未来的环境将会更加恶劣。”

　　在这届论坛上，包括阿尔伯特·比克在内的建筑师为城市病把了脉：城市病的来源是高能耗，绿色设计是治病良方之一。

　　千篇一律的“城市病”背后，是对自然环境和文化的长期忽视

　　最近几次来内地出差，香港建筑师廖维武颇感无奈。

　　从下榻的酒店坐车去机场，几乎次次碰上堵车洪流。有一次，抬表一看过去好几十分钟，“车才挪了几米”。这位香港建筑师认为，在内地不少大城市，“开车出行已经成为最不稳定的交通方式”。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石晓东认同这一观点。在他看来，拥堵的背后和建筑布局“息息相关”。

　　石晓东举了个例子，一个大城市最初在规划某一区域时，盖了不少住宅，缺乏其他类型的建筑物。结果在头几年，这一区域的“居民开车出行必堵”。尤其是早晚高峰，基本“水泄不通”。直到近年来，写字楼、商场等在该区域逐步发展，建筑布局改变，拥堵情况才趋于好转。

　　参会的不少建筑师认为，不合理的建筑布局，就像已经病变的细胞，在城市“血液”不断流动的过程中，影响越来越多的“器官”正常运转。

　　比如，过多的住宅带来了大量垃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周宏春曾向媒体介绍，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三环外的垃圾堆五六百个，但最新的卫星影像显示，六环外数以千计的垃圾堆甚至组成了“七环”。还养活了大量收垃圾的人。

　　还有建筑师声称，十三朝古都西安也未能“幸免”。城区的垃圾场，一到夏季就滋生大量蚊蝇、臭气熏天，周围的居民快“打爆了环保部门的投诉电话”。垃圾场就像古城皮肤上一处越来越明显的“伤口”，“冒血”的同时也不断向古城发出警告。

　　“中国最近这些年发展太快了，建筑设计被发展的速度远远甩在了后面。”在廖维武看来，为了抢速度，中国不少建筑“缺少必要的思考和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