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上的五度空间

　　归纳近年研究城市历史的经验，我在几年前提出重新处理城市空间的问题，以历史地图为基础把城市空间分成下列五个范畴来做更深入的探究。

　　1物理空间：山势、河流、经纬度、房屋等，这是地图上最容易见得到的。

　　2生活空间：从地图可看到住宅区、工厂区及公路网的分布，从而找出人居住的地方与工作的地方的距离。

　　3社会空间：如戏院、娱乐设施等，在富裕的有闲阶级居住的地方较多，工厂区及贫民区比较少。

　　4神圣空间：以前乡村的神圣空间在深山，要求神问卜、找到精神的慰藉需要远赴深山。在城市，特别在西方文化里，神圣的空间即是教堂，通常深藏在市中心区。这是为配合政府官员、商人及领袖人物的精神需要，同时他们也能捐助教会及带领政策的决定。另一方面，文武庙也是在市中心区，这是早期华人社会领袖聚集之所，也是民众精神生活的中心。这与西人的教堂很不同。文武庙不单是精神和宗教中心，也是社会及法律仲裁的中心。殖民政府不管华人之间的纷争，有事时都交由文武庙的董事集议解决，因此精神领袖同时也是世间百般事务的领袖。

　　5文化空间：显示这个区有没有书局或出版社。在上海的旧地图中可找到书局群的位置，可清楚看到文化空间有多大，文化的生命力有多强。以前的旧书局也印书，所以从这种文化地图可看到人的创造意欲，以及内在对文化的追求。不过这种地图在香港未能找到。

　　城乡的界线

　　从这些地图的经验去看城乡界线，发觉无法清楚界定城市与乡村。如果说港岛是城市，但港岛也有很多乡村。九龙更难分辨，南约与北约的界线不断在移动。1926年成立的乡议局可以作为新界乡村群的代表。这是新界的农民与营商的人集合在一起成立的组织，参与许多区市的筹划及农作物的买卖。新界现有27个区。这个网络在1920年代出现，然后经过不断重组，1937年、1959年、1982年都将界线重划一次。新界人以乡议局代表的身份进入立法会，他们是乡事的代表，但实际上这批人一半以上的办公室是在市区，例如刘皇发的办公室在中环。他们之中有律师或商人，主要的生活及工作的地区完全不能用城乡这条界线来界定。这条界线只是权力的界线。新界现在仍有百多条村落，但没有多少能代表新界开始租借时的生活情况。虽然每一条村仍强调他们是沿着大清律例发展出来的，宣称一个村有一套族例，根据这口号继续自己的权益，但实质上村里没有多少个建筑物或习俗仍可追溯到清代，除了祠堂和打醮一直留存下来，很多时候人们只是为了告诉别人他们有这风俗传统，以维持其合法的继承权。打醮有的60年一次，有的15年一次，这类族例很多有政治的目的或商业的目的。例如抢包山，为的是争取更多旅客和生意。乡议局刚建了新大楼，其实它以前不在新界，现在为加强其政治符号才搬回去。新界的乡村在20世纪后期边界已经模糊了，但他们为什么要力守这边界，强调城乡的分别呢？因为这是权力的来源，大清律例、风俗法例、地方习惯是他们施行权力最重要的根据。

　　新界（乡村）围村的五大宗族

　　五大族是新界围村最重要的人，他们希望继续守着传统，靠着宗祠、过节的习俗和礼仪、凝神、打醮等，将乡人团结在他们的领导下。围村的五大族现在仍在乡议局内发言很多，代表了新界乡村最重要的势力，包括元朗邓氏（屏山、厦村、新田、十八乡等），锦田文氏（锦田、八乡），粉岭上水侯氏、廖氏（上水、粉岭、沙头角、打鼓岭、大埔）和沙田大埔彭氏（沙田、大埔、粉岭、荃湾）。根据香港中文大学科大卫教授的研究，香港现存的族谱明清之后的可信性较高，宋朝之前的真确性存疑。其实宗族族谱的意义在于告诉别人他们有一个几千年的历史，因此有权力的基础和根据。相信21世纪时五大族的势力仍然存在，现在仍是透过不同的方式将这族例体现出来。每年在祠堂男丁聚集，太公分猪肉，虽然形式可能改变了，但背后的意义仍在。氏族在乡村传统里代表着公产，祠堂就像一间公司，每个人就像持股人。

　　五大族是对传统乡村习俗保持得最多的，但中间也有点变化。粉岭的龙跃头，里面住着彭氏和徐氏的族人，按照族例过着相当保守传统的生活，他们保存了祠堂，保存了乡间的民风和习俗。但村里却有一座西人的教堂——崇谦堂，彭氏和徐氏都有份，最后这教堂交给了徐氏的族人。香港大学的罗香林教授就是崇谦堂的会友，他是客家人，是研究香港史的先驱。崇谦堂已有百多年的历史，最早是德国籍的教士很喜欢到客家村传教，可能早期在一些自然灾难中，他对客家人的爱护和关心使村里一些重要人物信奉基督教。因传统的关系，一些重要的长老可带动整个村的人信奉基督教。于是在粉岭五大氏族之下出现了这样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这批客家人信奉了基督教，但保存着中国传统的生活，例如衣着方面完全是客家人的打扮，在祠堂学生学的还是中国传统的三字经和古籍。所以罗香林在这里非常适应，成为一个读古书出身的基督徒。这是中西结合的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也引来不少人类学学者去研究。有一个西方的人类学学者Nicole Constable花了五年时间到崇谦堂研究，完成了她的博士论文，现在在美国人类学界也颇有名气。她做人类学和客家人的研究，最初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人类学，现在在匹兹堡大学任教，继承了杨庆昆的衣钵。她的丈夫也是人类学家，专门研究印度。

　　我们研究香港的乡村史时，都强调乡村生活和乡村传统。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传统建筑，很多已改建，无复当年的形态，如锦田的吉庆围，粉岭的老围、观龙围等；还有很多祠堂学校、旧式私塾改建的学校到今天在粉岭上水仍然存在，但也无复当年的面貌。这些书院以前也栽培过一些中科举的人，但人数很少，最重要的是香港大学中文系的创办人赖济熙，他是个进士。这些人过去在香港竭力保存传统是基于一种文化的观念，但他们本身已完全在城市生活，穿西装，饮西茶。今天的祠堂仍可见到当初课室的摆设。围村遗留下来的代表是曾大屋，属于客家人的围村。围村是一个村的人都在围墙里生活，以前里面的人都有亲戚关系，互有来往，所以天井很重要，十多家人一起工作，共同生活。土楼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