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的城镇化路径：断裂与重建

　　1.1  选择与交换作为线索

　　城镇化为何发生？《田园城市》作者埃比尼泽?霍华德的答案是，与农村相比，城市集聚和多样性能够在有限资源条件下提供更好的生活质量和环境，提供“最大限度发挥人类素质”的进步机会。以当前新型城镇化所关注的“个体视角”来看，宏观的城镇化可以理解为微观城镇化——个体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而选择迁移——形成的集体结果。

　　这一过程中包含了一个重要的隐藏判断：选择。

　　城镇化这一“个体选择”的发生与否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个体对于选择本身的判断，二是选择本身是否是“可负担”的。现阶段，城乡发展落差使得城市毋庸置疑地具有优越的吸引力，因而是否可负担便成了中国城镇化得以发生的核心。中国城镇化过程中，一个“交换”的过程逐渐形成并不断稳固：农民以原有“资本”（农业土地及生产资料）结合自己的付出作为个人的“原始积累”，交换未来在城市生活、享有更好生活和福利的机会；而作为交换另一方的城市政府，则获得了相应的土地和劳动力。这一微观“交换”过程的累积，便形成了城镇化的总体路径。合理、可持续的城镇化路径是城镇化良性发生的前提，而中国城镇化过去的种种问题，本质上都可以归结为这条路径“断裂”的结果。

　　1.2  断裂的路径

　　一般认为，中国前30年的高速城镇化得益于“土地红利”和“人口红利”。由于城市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以远低于“城市地租”的“农业地租”获取农业土地并用于“非农”用途，通过垄断土地获取超额利润，同时又将超额利润的一部分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升超额利润并将更多农地转化为用于发展的城市土地，从而大大降低了经济增长的成本，“土地红利”即是这种“低成本”与“高回报”的不等价交换的结果。

　　当前，城镇化成为新的“红利”。有经济学家测算未来10年新增的城镇人口将为城市带来人均10万元、总量40万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收益。这一结果值得质疑：城镇化“红利”的实现依赖于个体支付跨越城镇化“门槛”的成本？现有研究表明，按照公共服务价值测算的“城镇化门槛（成本）”约为10万元，加之中国以家庭为单位的城镇化迁移传统和当前政府对于城镇化质量的高要求（对棚户区和城中村等相对廉价、较低品质城镇化形式的负面态度），城镇化门槛被进一步推高。考虑到大部分城镇化个体未能在前述“不等价”的交换中获得合理的收益，因而城镇化的门槛难以跨越，更无从谈起为城市创造城镇化“红利”。因此，以城镇化的低成本（对个体而言是低收益）实现高收益（对个体而言是高门槛），是当前城镇化路径的悖论。

　　一定时期内“红利”的存在，早期城镇化相对较低的门槛和城镇化个体较强的能力，使得这条城镇化路径得以维持。但目前城镇化已快速进行了近30年，红利逐步消失、城镇化门槛显著提升和当前城镇化主体的能力相对较弱时，路径的断裂就会凸显。

　　然而，“城镇化红利”与土地、人口红利存在显著区别，即城镇化过程不是一个“零和”的交换，而是存在彼此增益、互利的可能。统计数据显示GDP增长与城镇化水平提升具有同步性，但同步性不代表因果关系。根据亚洲银行的研究，城镇化率与人均GDP的增长之间存在相关性。但调节教育等其他因素，相关性随即消失，反之，GDP增幅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把城镇化率推高0.9个百分点。换言之，推动经济增长的并非城镇化本身，而是教育进步和技术日益成熟等其他要素。城镇化并不像土地那样本身就是红利，真正的红利在于个体通过潜藏在城镇化这一现象下的机制和过程实现个体进步后所创造的更多价值，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全方位的进步。这对个体和城市是双赢的结果。因此，通过更合理的空间与制度设计，积极促进城镇化内在机制、过程的发生，不仅具有社会意义的正当性，也具备经济上的合理性。

　　1.3  重建新型城镇化的和平路径

　　作为对“更好的城镇化”的追求，“新型城镇化”的核心目标是以一种最恰当的模式实现社会的进步，一条面向所有人的可负担、可持续的城镇化路径。霍华德给我们的启示是：纵然城镇化系统极其复杂，但可以构筑一个以空间为核心的理想的城镇化路径，空间一方面作为容纳城镇化的各类要素的载体、容器和结果，同时也作为主体参与塑造整个城镇化历程。其他城镇化要素包括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文化、产业、交通等，都可以通过空间来建立关联。这一路径又包含两个要点：空间形态和空间形态的关键支撑，即城镇化的空间格局和土地制度。田园城市理论也较多地论述了这两方面，并形成了“社会城市”和“消失的地主地租”两个理论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