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霍华德的两个理论原型

　　2.1  社会城市

　　霍华德的“社会城市”模型由一个面积12000英亩（约48.6k㎡）的中心城市和周围环绕的多个面积9000英亩（约36.4k㎡）的田园城市组成，通过放射道路、环形市级铁路和基础设施相连。城镇之间以农业用地隔离，并布局整个社会城市共同享有的新森林、大农场、疗养院、农学院、墓地、采石场、砖场等设施。霍华德同时提出社会城市有机的“增长原则”：城市一旦达到它的最佳规模后，“不再是扩大它自己的面积或者人口，而是安于成为一个更大的体系中的一部分”。通过合理的资源整合，借助当时的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建立起一些大城市才能提供的设施，如大学、工学院、专业医院和交响乐团。通过“组织密集”取代“建筑密集”，霍华德将城市和乡村视作仅存在功能差异的单元，两者的要素统一为一个多孔的可渗透的区域综合体，形式上是多中心的，却按照整体逻辑运行。

　　2.2  消失的地主地租：土地制度设计

　　霍华德对田园城市土地制度的设计，可以概括为“增值归公”和“以税代租”。城乡地租的种差别来自于城市人口的增加，霍华德将这种因为人口集聚而增加的地租称为“自然增值”，并认为其应当归于集体所得，用于免除土地税，使全体居民（包括外来的新移民）受益。土地的使用者（居民）缴纳的费用统称为“租税”。“租税”包括三部分：偿还购地费用的偿债基金，偿还债务利息的地主地租和缴纳给公共事务的“地方税”。其中，地方税占据重要比重，用于维持公共设施建设与议会运作。随着土地债务逐渐偿清，地主地租也随即消失，整个城市依靠地方税运作。此后，由于购置土地的费用已经由地租支付完毕，因此公共建筑的用地不需要纳税人额外支付费用，这样田园城市可以更低的成本来建设更好的设施，霍华德详细论证了这种模式可以以更低的投入建成与伦敦同等质量的学校、剧院、铁路。

　　3  理论原型在当前中国条件下的改造落实：建构新型城镇化路径的尝试

　　在上述理论原型中，霍华德试图引介一种更加“低成本”的城镇化方式，由于其“低成本”并不来源于降低品质，而是通过城乡结合的方式降低内部损耗并实现整体效益的最大，因此也可以实现较高的城镇化品质、效率和可持续性。前述城镇化路径的“断裂”，可能的解决方法就是通过类似霍华德田园城市这样的模型，整合城市与乡村的空间设计来降低城镇化门槛，提供除传统城镇化路径之外的低成本、可持续的替代模式。结合当前我国城镇化的条件，霍华德的上述两个理论原型可以改造为如下两点。

　　3.1 城乡一体的都市区：社会城市的中国版本

　　霍华德的“社会城市”规模和尺度较小，不能直接套用于规划实践，但相对的尺度及系统内部的关系，依然是新型城镇化可以借鉴的理想模式。笔者认为，对中国而言，现实的“社会城市”应该是一个城乡一体的都市格网，即合适的尺度下，以城市为中心、其他小城镇、乡村有机融合的城—乡系统性结构。这种“城乡一体”的都市区化可以超越究竟以“大城市”还是“小城镇”作为城镇化载体的纠结，成为未来城镇化的新空间形态。

　　通常对于城乡一体的认识是从政策、福利层面的“一致性”和“公平性”出发，但霍华德启示我们，更恰当的理解应该是“空间上的一致性”，这种空间形式统一了城市、城镇与乡村，并在合理尺度重建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联系，以此降低城乡之间的分工和交易成本，实现了城乡互利。城乡一体的都市区即是基于这一认知的猜想。

　　从建立新型城镇化路径的角度，“城乡一体”的都市区可以有效降低城镇化“门槛”，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1）一步到位指向终极的状态。不必重复类似国外从集中城镇化到郊区化，再从郊区化到都市区化的过程，减少了重复建设的各项成本。

　　（2）较低的“跨越门槛”和较宽的“选择谱系”。都市区包含一个多元的从城市到乡村的空间序列，其中镇、新城等中间层级的城镇化成本相对较低，城镇化个体根据自身能力选择“可负担”的路径，“城镇化”平均成本会随之降低。

　　（3）最“和平”的道路。当前彻底打破城市规模门槛和城乡壁垒的全面开放的户籍制度与人口落户改革显然存在隐患和障碍，但都市区内部（对应于城市辖区）的真正城乡一体是相对容易实施的。从都市区内部的福利均等化开始，优先对辖区内的农民及在本地工作满一定年限的外来人口开放户籍，再寻求更大范围的开放。霍华德的思路是，如果能够建立一个成功的“样板”，就能使其他地区进行模仿，这也是和平改革的要点。

　　（4）为落后地区带来都市化的发展机会。通过支持落后地区的都市区化发展，逐步引导长距离、大规模的“候鸟式”人口流动向都市区内部的小范围流动转变，使得“回流”农民能够在不放弃土地的情况下，兼顾农业和在就近的工业岗位就业，为落后地区的城镇化和农业发展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