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区保留的高塔总共分为两类:六座合成气体发生塔和附带的处理塔；石油吸收器和冷却塔。当理查德·哈格走进厂区的时候，他写道：“我想，这真是愚蠢，为什么不去拯救你身后的高塔呢？看，这两个，像是丈夫和妻子？然后你再想想，哦，等一会儿，还有另外四个，那些就是孩子们……于是，我开始产生越来越多的想要保存更多的构筑物的想法。”

　　今日，煤气厂公园拥有580米的湖岸线，最深处伸入联合湖120米，保存气化塔为裂塔（Cracking Tower），锅炉房转换为野餐棚并配有桌子及烧烤架，一座排气压缩机建筑改造成露天的谷仓，并刷以鲜艳的色彩，使之成为儿童游戏的迷宫。

　　1971年公园规划平面（图片来源：Rechard Haag Associates Records）

　　充满戏剧性的场地和历史建筑的结合，加上公园开创性的设计，使煤气厂公园在1975年开放之初，便受到了举世瞩目的认同。尽管不是所有工业建筑都保留下来，然而气化塔、管道特有的复杂阵列，成为工业时代独有的特征语言，参与重构了整个公园，成为公园的视觉焦点和城市工业历史的纪念碑。工业建筑以一种“丑陋”的姿态入侵景观，这种精心设置的对比与冲击，出乎意料地激发了后工业时代特有的都市生活体验。

　　漫长的修复：生态净化之路的起起落落

　　在工业建筑是否应该保留的问题被提上议程之前，1960年代，公众更关心的议题是工业废弃地是否应转化为开放都市公园。一方面，市民对工业废弃地的抗拒，来源于对工业制造构筑物巨型尺度的惧意，另一方面，工业遗迹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安全令市民十分不安。

　　煤气厂公园被认为是工业遗迹污染修复中，最早使用生态学原理支撑的软技术处理手段的先驱，并以其最先采用植物修复技术（Bio-phytoremediation）扬名于外。然而，事实上，煤气厂公园的生态安全危机远超出预期。

　　当1956年煤气厂关闭时，土壤污染十分严重。理查德·哈格没有把污染的土壤全部铲去，而是在清理表层土壤后，在土壤中掺进一些腐殖质和草籽，来增加土壤肥力，以此培植一些微生物和植物“吃掉”这些污染物质，从而净化污染的土壤。一方面，采用生物化学的方法，引进能消化石油的酵素和其他有机物，逐渐清除土壤深层的污染物，另一方面，选取便于维护的普通草种，以降低公园的维护成本。经过一段时间修复，场地被认为已“治愈”并做好准备面向公众开放，以至于在1974年的环境影响声明中，政府更多侧重于对城郊公园的交通可达性以及对周边社区的噪音影响分析。

　　然而这篇声明日后被视为极其短视的判断：1984年，因在湖水和“风筝山”发现致癌物质，公园暂时关闭；1985年，公园被覆盖上一层一英尺的干净土壤；1989年的环境影响声明指出，公园深处的土壤中含有少量苯、二甲苯、萘、氰化物和镉的混合物质，并会周期性地通过路面裂缝渗出地表，而移动土壤则会导致致癌物直接暴露，声明最后结论则是目前未发现煤气厂公园有严重的健康威胁；1996年，一项土壤清洗法案摆上议程；截至2001年，400万美金被用于土壤清洁。致癌物依旧残存于土壤深处，虽然数量不多；化学残留物质依然向湖水中渗透，虽然速度极其缓慢；微生物孜孜不倦地转化污染物，然而速度还不够快。湖畔矗立的污染警示牌提醒着人们危机仍在。

　　公园内的安全警告（图片来源：Seattle.go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