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也一样，许多欧美留学生告诉我，他们在中国到处旅游，很开心，可是一到上海，见到外滩帝国时期的欧洲建筑，他们就想家了——外滩，唤醒了他们世世代代的心理景观和文化记忆。今天的上海市政府很聪明，将外滩帝国风格大厦全部腾出来开放给外国人，就是满足并利用人家的心理景观，让他们一面做着帝国旧梦，一面把钱挖出来，在今天的上海做生意。

　　可是人的心理线索很复杂，既通向熟悉亲切的，有认同感的历史景观，又会迷失在异己的，陌生刺激的新奇景观。一百多年来，中国持续发生剧烈的西化和现代化运动，中国的城市和建筑发生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景观变化，中国人心理景观中那条源远流长的大线索，开始模糊、混乱、断裂，到了今天，我们几乎找不到自己的线索了。

　　还是以我作例子：我生长在当时中国境内最摩登、最西化的上海市，幼年少年时期的心理景观，绝大多数是西式建筑，而不是民族建筑。青年时期，我忽然去农村，去西藏，农耕社会、农牧社会构成我另一部分心理景观。之后，我去纽约，并在这个全世界最摩登最现代的城市里一住十八年，到了中年，忽然，我“发现”了苏州园林的“美”。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心理景观中的文化差异非常冲突，非常矛盾——外国留学生看见外滩会想家，我现在看见外滩却想起纽约：论地点，纽约是我的家，论文化，不是我的家。而苏州园林呢，论地点不是我的家，论文化，却是我的家——我在苏州园林看到了江南民族世世代代的家，虽然我从未在这样的家园居住过。

　　这就是一个现代中国都市人的“心理景观”，认真说来，我的心理景观患有严重的“文化分裂症”。

　　现代中国另一巨大的群体，就是农村人口。他们未曾离开本土。如果他们活在明代清代，会理所当然接受并欣赏中国留存千年的历史景观，但他们处在空前的现代化过程中，心理景观就出现剧烈的冲突，也患有严重的“文化分裂症”。

　　其中最极端的例子，就是近二十年来华东华南地区的农村建筑。诸位到杭州附近看看，全是我称为“迪斯尼风格”的尖顶伪洋楼，在密密麻麻金光闪闪的伪洋楼周围，是江南农耕生活的日常形态，养着鸡鸭猪狗。诸位再看看全国各地的乡镇建筑，广大农民再也不愿看见破砖烂瓦，不愿意整天看见泥土。他们用廉价的玻璃贴面或瓷砖墙瓷砖地装配自己的家园，他们要在本乡本土住洋楼，至少局部实现他们心理上的“现代化”与“都市化”景观。

　　请诸位想像：在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当地农民会不会竞相起造中国式或日本式房屋，然后坐在里面吃面包、涂奶油、啃牛排？

　　可是，上海一城九镇计划，北京周边开发计划，正在干这样的事情。他们有计划地摧毁郊区的乡镇历史生态，将那里变成缩小的迷你型伪英国、伪法国、伪荷兰、伪意大利，加上伪美国。我在美国各地看到的各种当地地名，如橘县、苏荷、上东城、曼哈顿、时代广场、公园大道等等，最近几年被命名为北京各个新建小区。

　　一句话，我们要在自己的国土上，将中国变成外国，变成欧美。

　　为什么呢？就因为我们患了严重的“文化分裂症”，我们的“心理景观”处处来自西方，指向西方。我们斥资亿万元制造的伪古典民族风格建筑群，以及保留不拆的一级文物古建筑，恐怕也是为了吸引西方，而不见得因为是我们在文化上“想家”了。

　　经常有人反驳我：难道不要建设？不要发展？难道我们就该像从前一样过下去吗？这就像小孩子看电影老是问：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无法回答这种非此即彼的思路，诸位有什么好办法来回答，请告诉我。

　　欧洲各国也很古老，也要建设。前年我到巴黎郊外瞻仰印象派老巢枫丹白露，米勒柯罗笔下19世纪田园风光不见了：高压电线、高速公路，看不到一个农民在种田。可是印象派元老的故居完好如初，小镇和两百年前一模一样。老画家卢梭的故居正在维修，那两百年前的老房子搁在中国，绝对拆毁，可是人家在维修。人家的文化线索没有断，人家的心理景观，处处牵连着历史记忆。

　　在这种记忆中，我看见，一个民族的“美”是有标准的，有线索的。所以，问题不是要不要建设，而是怎样建设。不是不要新景观，而是这种景观出于怎样的心理。

　　鸦片战争以来，几代人不惜代价为了一件事：中国要转型、要西化、要强大。它的代价是：我们的文化线索从那时开始纷乱，断裂，我们的心理景观，开始一步步西方化。

　　说到这里，应该说到几位关键人物：李鸿章、康有为、孙中山，还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李鸿章精通洋务。他穿着清朝朝服，家里是西式家具。他抽着雪茄和欧美各国银行家谈判，同时要曲折暗示满朝文武：不西化，中国没有出路。

　　康有为呢，公车上书之前，他就在广州和上海租界亲眼看到洋人怎样修建道路，起造洋楼，管理市政，他知道，中国不改良，没有出路。

　　孙中山在广东长大，广东是当年最先进、最西化的区域，用广东话说，他从小就是典型的“西崽”，他在美国接受教育，他的心理景观就是美利坚合众国，完全看不惯又老又土的旧中国。

　　以上几位人物，是“心理景观”最早西化的先驱。可是他们要面对大清帝国和几亿愚民，怎么办呢，要么割让地盘，让一些地区先被殖民，先西化，要么起来革命，用强权推行西化。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由中华民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初步完成了由帝制转型共和的历史使命，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西化。过了一百多年，今天，中国的“二次现代化”程度，已经和意大利等先进国家扯平，中国的自主、强大、小康社会、经济成长，都大致不成问题了，可是我们忽然发现：生态环境发生大问题，城市的建设和景观发生大问题，于是有不少苍蝇飞出来叫唤。

　　但是毛主席早在50年代就批判过这些苍蝇。

　　1957年“大鸣放”，张奚若批评北京城市建设规划，总结十六字：“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未来。”这“既往”二字，就是指历史，“未来”二字，就是指西化。取张奚若这十六字来说今天的城市建设，照样准确，只是今天的高官层没有张奚若这样的人来说话了。

　　但毛主席当年怎么说呢？他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说：“不好大，难道好小？不喜功，难道喜过？轻视小脚，轻视辫子，难道不好？”在这里，毛主席将中国整个历史简化为“小脚”和“辫子”，是典型五四运动的激进思路和激进话语，甚至和洋人看中国的角度一样。但毛主席下一段话非常有意思，值得好好琢磨。他说：“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青岛长春的房子就好。”

　　诸位想想看，北京什么地方？元大都是也，距今八百五十年。开封什么地方？汉朝的古都，距今两千多年。而青岛的房子呢？德国殖民者盖的。长春什么房子呢？日本和俄国殖民者盖的——毛主席是晚清光绪年间生人，到了1911年清朝覆灭，他十八岁，十年后参加建党，也才二十八岁。大家想想看，在一个渴望革命、立志建立新中国的青年农民心理景观中，北京开封的老房子，怎能和青岛长春的洋房比！而这种青春记忆，一直到毛主席六十多岁时还跟着他，使他说出这番话。

　　毛主席还私下对他的医生说：“我不是苏联派，我是英美派。”他后来要全中国大炼钢铁，“十五年赶上英国”，说明他在乎英美，他后来与苏联绝交，与美国握手，除了是冷战格局中的大手笔，还说明他私下说的是大实话。

　　大家不要忽略这些话：它证明毛主席不像后人评价的那样，是个湖南老土，拒绝去西方开眼界。至少，在最近公布的关于青岛长春的话，非常生动地说出了毛主席关于城市建设的“心理景观”。用民间的俗话说，毛主席其实很洋派。

　　当然，那是中国本土心目中的“洋”，他对青岛长春的观感，就是他一厢情愿的“心理景观”。可是在北京城市规划中与毛主席唱对台戏的梁思成、陈占祥、华揽洪是一群什么人呢？他们去欧美留学时，也是二十郎当的小伙子，眼界可不是青岛长春，而是整个欧美。在欧美，他们一方面领教了西方的历史观，另一反面，由西方历史而深刻认识到中国历史的可贵，认识到北京的伟大——

　　梁思成写道：“明之北京，在基本原则上遵循隋唐长安之规划，清代因之，以至于今，为世界现存中古时代都市之最伟大者。”

　　丹麦学者罗斯缪森说：“北京城乃是世界的奇观之一，它的布局匀称而明朗，是一个卓越的纪念物，一个伟大文明的顶峰。”

　　美国建筑学家贝肯说：“在地球表面上，人类个体最伟大的工程，可能就是北京城……它的设计如此杰出，为今天的城市提供了最丰富的思想宝库。”

　　美国规划学家亨瑞·丘吉尔说：“北京的城市设计像古代铜器一样，俨然有序而巧为构图。”

　　好了，像这样一种心理景观，与毛主席的心理景观，这样一种历史观，与毛主席的历史观，当然发生难以调和的冲突。而这种冲突的内核，不在双方怎样表述，而是在心理层面。可是梁思成他们的权力，怎能和毛主席较量。在城市规划的大见解、大思路上，这是当年海归派与本土政权之间深刻的矛盾与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