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必须推动生产方式绿色化。习近平指出：“必须加快推动生产方式绿色化，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大幅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加快发展绿色产业，形成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为实现绿色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举措。

　　推动生产方式绿色化，需要构建绿色化的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构建绿色化的能源结构有三种方式：一是节约利用，通过加强用能管理，降低消耗、制止浪费，合理有效地利用能源；二是清洁利用，通过绿色开发和低碳利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由末端治理向污染预防和过程控制转变；三是替代利用，即通过开发利用风能、太阳能、核能等新能源来替代传统的化石能源。构建绿色化的产业结构有三条途径：一是通过降低消耗、升级改造、循环利用等方式加快传统产业绿色化；二是依靠科技进步、管理创新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加快新兴产业绿色化，培育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三是通过政策引导、技术主导、投资带动等方式，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加快形成新的支柱产业。

　　其次，必须推动生活方式绿色化。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提出，“要加快推动生活方式绿色化，实现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向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方向转变，力戒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如果说“生产方式绿色化”着眼于从国家宏观层面上推进生产方式的重大转变，那么，“生活方式绿色化”则强调公众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养成和观念转变。

　　生活方式绿色化，包括节约的生活方式和消费理念，还应包括尊重自然、珍惜生命，追求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道德。公众既是污染的受害者，也是污染的制造者，我们在享受社会进步的同时，也要履行社会成员应尽的环境责任。因此，加强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民心、集中民智、汇聚民力。生活方式绿色化首先需要理念上的认同，其次需要实现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向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方向转变。在衣着穿戴、餐饮食用、交通工具、消费习惯等各个方面，都要体现出绿色环保的行为和理念，逐步让自然、环保、节俭、健康的生活方式深入人心，成为大众化的主流选择。更重要的是，生活方式绿色化需要全社会共同的努力，每一位公民都不能置身事外、袖手旁观，从自己做起，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养成绿色生活的日常行为和习惯。群星荟萃，方成灿烂星河；涓流汇集，方成浩瀚海洋。让我们每个人从力所能及的小事做起，树立人人、事事、时时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新风尚，共同保护和建设我们美丽的家园。

　　四、坚持绿色发展，确立“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制度体系

　　这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保障。习近平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首次确立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从源头、过程、后果的全过程，阐述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构成、改革方向及重点任务。2015年9月，中央颁布《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系统阐述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理念、原则、目标以及八项制度具体的改革内容，构建起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保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框架，确立了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我国绿色转型和绿色增长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源头严防，就是在源头上防止损害生态环境的行为，这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治本之策。对国家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统一确权登记，形成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为自然系统的生态服务功能预留空间；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克服“政出多门”的体制顽疾；健全资源总量管理和节约制度，为经济集约、高效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过程严管，就是在发展和开发过程中，建立一套制度约束地方和企业行为，这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之举。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是为资源和生态产品定价的关键；加强环境治理体系建设，是污染定价的基础，为环境治理市场建设提供保障；确立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机制，明确了节能量交易、碳排放权交易、排污权交易、水权交易等市场工具的重要作用，规范了绿色金融和绿色产品体系，为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

　　后果严惩，就是对环境资源造成损害和破坏的行为追究责任，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措施。一是明确了党政同责，实行地方党委和政府领导成员生态文明建设一岗双责制，明确了责任承担对象；二是改革政绩评价机制，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并实行差异化绩效评价考核；三是实行生态责任终身追究制度，制定“责任清单”，有助于改变长期以来对领导干部的环保工作泛泛要求、笼统评议、法不责众的问责机制，从而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