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科学绘画的前世今生

　　植物科学绘画是一种特殊的绘画形式,它主要运用素描、水彩画等相关绘画技法,对植物外部形态和内部结构进行绘制。它是科学形象化记录的有效途径,也是植物科学研究的重要手段。植物科学绘画兼具科学性与艺术性特征,既能准确、客观地表达科学内容,又能生动、灵活地表现艺术形象。随着经典分类学的式微以及摄影技术的革新,植物科学绘画在经历了短暂繁荣之后再次趋向沉寂。

　　植物科学绘画源远流长

　　我国古代关于本草医药和农业生产方面的著述可谓卷帙浩繁,而其多辅以植物图谱。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成书之前,已有《山海经》《南方草木状》《本草图经》《证类本草》《履巉岩本草》《普剂方》和《救荒本草》等著作问世。这一时期使用的绘图工具通常是毛笔,绘制方式以白描为主,植物形象表现自然且栩栩如生,可谓植物绘画的初级形态。

　　现代意义上的植物科学绘画发端于18世纪左右的欧洲。在此之前,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技法充分运用了透视法和解剖学的原理,更能够真实地还原植物形象。1787年,英国皇家植物园创办了《柯蒂斯植物学杂志》(Curtis’sBotanicalMagazine),为了增强杂志效果,编者采用了丰富的手绘植物插画。几乎在同一时期,法国人雷杜德(Pierre-JosephRedouté)创作了大量的植物绘画,他的作品蕴含着丰富的植物形态学知识,极具写实性和学术性。19世纪中叶,西学东渐,西方近代植物学知识和研究方法才逐步传入我国。英国传教士韦廉臣(AlexanderWilliamson)和中国学者李善兰合作编译了《植物学》,书中插入了200多幅植物绘画,难能可贵的是其中部分画作还对植物解剖结构进行详细的描绘。清末民初,中国画师的作品更多地出现在一些植物学著作和科普报刊中。作为中国植物科学绘画的奠基人,冯澄如在陈焕镛编著的《中国经济树木》和《树木图说》两本书中绘制了全套的植物科学绘画,并编写了我国第一部生物科学绘画专著《生物绘图法》。20世纪是植物分类学的繁荣时期,世界各国竞相出版植物分类研究著作。我国的植物志编纂工作起始于1958年,为了配合这项工作,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在创办的科技干部训练班中设立植物科学画专业,此后我国逐渐形成一支初具规模的植物科学画师队伍,植物科学绘画水平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植物科学绘画在突出植物结构特征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2006年出版的《国际植物命名法规》即维也纳法规(ViennaCode),指出“一个种或种下分类群名称的模式(主模式、后选模式或新模式)是一份保存在标本馆或其他收藏处或研究机构的标本,或是一幅插图”。植物科学绘画依托于经典植物分类的研究,力求还原客观、真实的植物形象。

　　只靠科研不足以支撑发展

　　时至今日,国内第四代植物科学画师只剩十余人,散见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华南植物园、昆明植物研究所和北京自然博物馆等单位。造成当前研究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还是由于单纯依赖科学研究并不足以完全支撑植物科学绘画的保护与传承。随着科学方法的不断进步,植物科学绘画这种技艺正面临严峻考验。第一,分子生物学建立以来,生命科学的发展沿着还原主义(reductionism)策略愈发深化,几乎所有生命科学问题都要到分子水平寻找证据。这导致形态学研究逐渐弱化,科学杂志上的植物科学绘画也变得越来越少。第二,就其他技术层面而言,摄影技术的不断革新使其在还原植物形态方面展现出了巨大的潜能,电镜三维重构技术与X-射线晶体衍射技术及核磁共振分析技术相结合,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植物微观结构的感知。第三,学习这门技能的门槛较高,近乎严苛的创作理念与苦修式的创作过程令很多对植物科学绘画感兴趣的年轻人望而却步。

　　从其内部原因来说,当前植物科学绘画自身定位与发展需求之间存在着较为突出的矛盾。科学性被认为是衡量植物科学绘画水平的最高标准。画师在动笔之前往往需要与植物学家或科研工作者反复沟通,期望能够将植物结构的细部特征了然于胸。然而囿于植物科学绘画的基本理念,过度强调科学性,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艺术水平的提升。近年来,陆续出版了几本以植物科学绘画为主题的书籍,例如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译出版的《奥托手绘彩色植物图谱》和《雷杜德手绘花卉图谱》,但是植物科学绘画的主要应用是配合植物科学研究,通常仅仅以印刷品的形式出现在植物学著作和杂志中,在美术展览和艺术品市场中几乎没有得到认同。过度强调植物科学绘画在科学研究中的实用价值,将会影响其艺术价值的拓展。

　　促进植物科学绘画传承与发展

　　植物科学绘画亟待保护与传承,但是其尚属科学研究的范畴,无法像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进行保护,也鲜有相关艺术类行业协会进行研究与推广。促进植物科学绘画的传承与发展,首要任务是理念创新。在坚守科学性的基础上强调艺术性,更多地呈现出绘画作品原本的属性。几百年来,植物科学绘画的形制基本没有发生变化,似乎脱胎于压制标本的一般布局,章法较为单一,尺寸、装裱、题跋更无新意。构图是强化作品感染力的重要表现手段,中国传统书画艺术讲究“计白当黑”,方寸间的篆刻艺术也在谋求“疏可走马,密不透风”,中西方当代绘画作品的构图则更加大胆与新颖,这些多样化的布局方式都可以为植物科学绘画的创造提供给养。植物科学绘画可以称为带着镣铐的精致绘画,画师在创作的过程中少有发挥空间,然而艺术作品只有饱含画师的情感,才能激发起观者的共鸣。正如宋徽宗赵佶笔下的花鸟要表达文人旨趣,梵高的向日葵却是挣扎的生命一样,植物科学画师需要突破传统,丰富技法,融入个性,创作出辨识度高,又能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标准的作品。总之,立足科学性,强化艺术性,创新驱动植物科学绘画向多种表现形式进行转换才是其今后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