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奠定其20世纪城市研究大师地位的《褐色数十载》（Brown Decades，1931）一书中，路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称弗里德里克·劳·奥姆斯 泰德（Frederick Law Olmsted）为美国“第一位城市主义者”。芒福德何以称奥姆斯泰德为城市主义者，奥姆斯泰德如何看待城市，而城市主义对芒福德而言又意味着什么？

　　从奥姆斯泰德作为景观建筑师设计美国城市的19世纪60年代后期，到芒福德作为理论批评家书写美国城市的20世纪60年代，正是美国城市走向现代化的100年。现代化在美国的实践是千回百转，在每一个时期都呈现出带有其时代特征的复杂面相。落实于美国城市之中，现代化不仅意味着以现代技术—开发自然资源，改变城市的物质景观，实现城市的高效运行与增长，建构城市的总体秩序与规训；同时也意味着以现代科学为其知识结构，以挑战权威的现代精神为其思想底色，对城市甚而城市所代表的文明时代之发展方向所进行的深刻反思。正是后者，成为阻止现代城市这列狂飙突进的火车不致脱轨的刹车闸。

　　在芒福德看来，此种反思所体现的便是他所言的城市主义。它首先是一种人文主义精神，一方面是奥姆斯泰德在现代城市中看到的开放、包容气质，打破原有乡村社会等级的民主理念；一方面是芒福德所期待城市拥有的规划遵循人性的原则。而后，城市主义也表达了一种生态主义思想。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出版，为欧美知识界带来了思想风暴，到20世纪初，进化论的解释已然进入欧美知识结构的深层次。自此，人们无法再将自然假想为完美的、既定的上帝设计，而看到自然漫长的演化历程以及其中的竞争与动荡。活跃于19世纪60至90年代美国城市设计领域的奥姆斯泰德是将对自然的有机整体性思考纳入城市规划的早期实践者，着意于城市文明中自然的不可或缺；而20世纪30至60年代的美国城市中写作的芒福德则是在其基础之上，将自然的历史性融入对城市文明发展方向的反思，在其最后一部关于城市的重要著作《权力的五边形》一书中，他声称：“在今日，一切有价值的思想都应当是生态的。”

　　在人文主义与生态主义双重意义上，奥姆斯泰德与芒福德分别是美国19和20世纪两位最为重要的城市主义者。对其时代而言，他们都带有超越其时代的先知性，然而奠定其城市文明反思基础的仍然是其时代的知识结构。从奥姆斯泰德到芒福德的理想城市主义的变化中，传递着美国环境知识变化的信息。

　　19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内战结束，正式开启城市化时代。从此时到世纪末，美国城市化具有两个突出特征，其一在于城市的地理性延展，从东海岸向西推进，开始显露芝加哥、圣路易斯、堪萨斯城、丹佛，以及西海岸都市的雏形。其二则为城市性质的改变，即出现了由“有机城市”向“卫生城市”之转化。地理上的扩展是以“天定命运”说为其思想内核，以铁路与现代灌溉工程为其技术支持，所进行的一场文明征服荒野的运动。而城市性质的转化则一方面体现了现代工业规训对整饬秩序的追求，另一方面则与人类病理知识体系由“瘴气说”向“病菌说”的转变息息相关。此前的有机城市建立在城乡之间有机的新陈代谢之上，城市消耗乡村的产出，再以肥料的形式返回，为土地所吸收；城市内部也以种菜、饲养禽畜等方式进行小规模的有机循环。然而在推动现代化城市的卫生改革者看来，有机城市的存在不仅代表了一种混乱无序，也成为病菌发酵的温床。因此，他们的卫生改革集中于供水、下水与垃圾处理等基础建设，在原来以运输为目的的物理过程之上，叠加了以净化为旨归的化学过程。伴随农业向化肥与农药的现代转型，马克思所言的“新陈代谢断裂”在美国城市景观中轰然而至。

　　无疑，奥姆斯泰德对以现代知识为基础的技术变革是认同的，而对城市所代表的文明扩张他也心有戚戚。在他对城市化的乐观预见中，一直保持着审慎的警惕。他忧虑此二重理念相交织后可能发生的自然与城市之间的分离，以及人类全然处身技术所创造的环境中出现的异化威胁。在他看来，无论是杰弗逊的自耕农农业理想，还是南部种植园经济，都已成明日黄花，城市化方是文明发展的必然方向。然而，文明的发展并不意味着自然与城市的分隔，更不意味着自然的死亡。城市时代人类对于自然的需要并不仅存于对洁净水源、清洁空气、安全食品的生理需求，对自然的认识也不应停留在知识层面。事实上，当文明愈行愈远，对自然的审美认知与需求也便愈发强烈，而当科学对自然的认识愈加深入全面，文明愈应当检验曾有的盲目自信，对自然的规则与节律心怀敬畏。当奥姆斯泰德为美国城市设计公园时，他的思考并未囿于园的边界，而是在为整个城市，以及城市所凝聚的文明筹谋。他希望通过在城市中融入自然园林，在城市之外保留荒野以使城市自然化，从而令城市更加文明化。

　　1895年，奥姆斯泰德正式退休，芒福德出世，在处处布满奥姆斯泰德手泽的纽约市长大。当其出生之年，奥姆斯泰德恐惧的城市化、工业化弊端业已凸显，自然的风貌在城市的鲸吞蚕食中支离破碎。而一场自中产阶级而上发动的自然保护运动也作为强有力的现代诉求，在美国的政治与社会舞台上大放异彩，至今尚未谢幕。奥姆斯泰德无疑是这场运动的先行者，但是芒福德并未站在该运动的前台。更多地，他将之内化为对文明、城市、技术、自然关系的深沉思考。

　　在20世纪成长的芒福德对文明的未来虽然仍然抱有信心，却已袒露更多的焦虑与恐惧。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喧嚣繁荣已在全球性经济危机的重击下黯然沉寂，然而芒福德所恐惧的巨城市却如软体动物般四处蔓延，以技术为统御的社会“技术体系”在异化人类的本性，威胁有机体所处的环境。在他看来，巨城市的财经、政治、建筑都威胁着每个城市应当具有的、由独特社区文化所共同构建的个性，以及城市和自然之间的有机联系。如果城市继续沿着现有路径前行，那么新世界的大城市将罹受古罗马城市崩溃的命运。

　　但是，芒福德并不是悲观的。他深知，现代城市已然走得太远，仅仅依靠个体情感与本地知识都无法应对其复杂问题，解决其生态困境。深受生态学影响的芒福德将城市与支撑其存在的技术放入历史的过程当中，分析它们同自然的历史之间的相互影响。他看到，在历史的演化中，城市如何在一个生态体系中萌发，如何在它的滋养下成长，如何在足够强大时肆意妄为地掠夺生之养之的母体，又如何在技术的自欺与被欺中割断城市同该体系之间的心理纽带。芒福德没有更进一步去探讨自然又如何为城市的成长设置限制，但是他所看到的这一漫长的历史，已让他足够清晰地指出城市最终的归宿仍然是它所处的生态体系，城市的区域化规划，辅以新的生物技术，将令城市与自然的生命共同延绵。

　　从奥姆斯泰德到芒福德，城市在一步步扩大，形塑城市的知识也在不断发生裂变，然而，在他们身上始终贯穿着美国知识界富于理想主义色彩的实用主义智慧。这样的实用主义让他们直面世界的复杂性，时刻准备感知变化、调整策略，进行修正，而不是以简单的方式对之进行还原、处理。他们都对现代科学怀有信任，但是这是对阿卡狄亚式生态学——一种有机的、整体的、历史的生态学的信任。对芒福德而言，新的实用主义智慧来自这样的生态学。在他看来，现代科学发展出两条脉络，一条是机械论的科学，一条是有机论的科学。前者与工业时代的技术相伴随，后者与生物时代的技术相对应。芒福德并无意彻底否定前者，事实上，他在批判技术统御的同时，对技术保持着应有的敬意。但是，“在所有的学科中，有机体和生命的概念都在复苏，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纯机械概念的权威性”（《技术与文明》）。新的机器体系将根据生命，不仅仅是人类的生命，更是整个自然生命的目的调整它的运行，从而令城市与自然的关系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实现由卫生城市向生态城市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