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步行指数测评工具Walk Score（资料来源：walkscore.com）

　　如何塑造心理感知体验

　　1）自然绿化环境与生理心理健康

　　“绿视率（Green Looking Ratio）”，指人视野中绿色所占的比率，在1987年即由日本的青木阳提出,是对城市绿化的立体效果的反映。街道绿视率的提高，有助于减轻视力疲劳、听觉疲劳，并促进脉搏和血压的稳定。当某一环境的绿视率低于15%时，人们便会明显感知到其中的人工痕迹。而若通过运用植物积极地定义街道空间的顶面和立面，当绿视率达到20%时，空间则会十分宜人舒适。

　　同时，合理的绿色植被不仅在景观上能够改善人们的视觉环境，还能够起到降噪的作用。在许多城市，高峰时段的城市主干道机动车噪声达到75分贝以上。沿城市道路通勤成为城市生活体验中极低劣的部分。

　　营造安静友好的通勤环境是生活品质提升的必然要求，这离不开充足的自然绿化环境营造。例如纽约高线公园，在全长2.4km的废弃货运铁路上设计种植大量植物，构建了一个由沿线建筑物步行数米即可到达的公园，从视觉和嗅觉上给人丰富的自然感知体验。通过环境自然且极为易达的线性公园的建造，人们在穿行街道、上下班的途中得以有“休憩环境，新鲜空气，丰富绿化”的健康体验。

纽约高线公园（High Line Park）（资料来源：ASLA）

　　2）街道空间与人际交往

　　不同的街道界面营造完全不同的生活氛围和体验，边界所扮演的角色也可能是迥异的分割空间或者粘合空间。设计生硬的边界会将户外生活分割得支离破碎。如果，一个沿街立面丰富的建筑，拥有柱廊、凹进突出的入口、通向街区内部的过道、底层配置的咖啡馆等等，这些元素均可能吸引人们驻足或放慢脚步，产生互动甚至走入其中。

　　江南的廊棚，广东的骑楼，沿街外摆区以增加街道空间的活跃度，都是建筑与城市空间过渡的优秀范例，甚至比建筑主体更具有开放性。以街道的边界粘合建筑内外、街区内外，带给人们丰富的生活体验，增加社会交往的可能。从老北京胡同巷口晒太阳闲谈的邻里，到街头树下围坐下棋的人群，都在城市公共空间中享受着社会活动。

　　宜人的现代化街道，应当承担起社会交往的功能，并争取促进所有街道使用者交流互动。设置可停留的沿街休憩空间，包括独立的或结合花坛的座椅、多功能台阶等便捷实用的城市家具；由绿地、花架等景观小品围合而成的口袋公园，提供良好的通风以及充足的光线；吸引市民的街道景观美化带，营造具有安全感的可防卫空间，丰富街道的生活趣味，使街道成为名副其实的“生活后庭院”。

使人停留的沿街休憩空间街景（资料来源：City of New York. Active Design: Shaping the Sidewalk Experience.）

　　如何设计健康的街道

　　在公共卫生领域，健康影响评估（Health Impact Assessment, 简称HIA）的研究为预测政策及项目的健康影响提供了评价体系。HIA对各项健康影响因素进行调研和预测，来评估某一项目对周边居民的健康影响。将HIA中对于城市空间设计的考量应用于各个规划进程和街道设计中后，决策者能够有意识的将健康影响因子纳入考量，从而对决策产生影响。在HIA的框架下开发出的健康发展测评工具（Healthy Development Measurement Tool，简称HDMT 2006)，则提供了更为具体且有实施性的项目设计工具，为更好的健康设计提供指导。

HDMT指导设计流程（资料来源：http://www.wikipedia.com）

　　在建筑学领域，对健康场所的认证工具也取得了一定的应用。美国绿色建筑协会提出的LEED（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即“能源与环境设计领袖”）在绿色建筑分级评估体系中引入了关于体育锻炼活动的得分项，引导活力设计。其下设立的LEED-ND（LEED for Neighborhood Development）社区设计专项评分系统，用以检验社区环境的健康性和可持续性。它鼓励健康高能效、自然环境优良、社区交往质量高、有利减少汽车依赖的社区开发项目。尽管LEED-ND主要关注项目的绿色和可持续发展，但其许多设计原则均有益于提升场所的健康性。在此以LEED-ND的三则条例为例：

　　1) 为减少肥胖、心脏病、糖尿病的患病风险，在上班、上学、购物、通往公园等其他目的地的路径上提供方便、安全、舒适的步行或骑行环境，将体育锻炼与居民日常生活结合；

　　2) 在工作场所和居民住宅附近设置多种的活跃开放空间，减少通勤时间，增加休闲娱乐、社会交往和家庭活动的时间，以提高精神健康水平；

　　3) 为社会交往、市政参与、个人娱乐以及各种能在个人与群体间建立社会联系的活动，提供有吸引力的宜人街道环境、公园和活跃的开放空间，以提高社交连接性和社区感。

　　LEED-ND并非强制的监管工具，而是通过标准的设定，鼓励街区街道自愿发展健康设计，将会对未来社区的设计产生积极影响。

　　走向健康街道，从空间的角度对疾病加以干防，是变被动救治为主动干预的重要一步。2006年起美国建筑师协会（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简称AIA）与纽约市心理与健康卫生部每年联合召开的“健美城市会议”（Fit City）中提出的应对肥胖问题的空间设计举措；2010年纽约市出台《纽约城市公共健康空间设计导则》。

人类普遍的健康需求列表（资料来源：Andrew L. Dannenberg. Making Healthy Places：Designing and Building for Health, Well-being, and Sustainability.）

　　城市，是容纳人类的生存的物质空间，是芒福德眼中“社会活动的剧场”，也是承载着精神感知的生活背景。伊登（Boyden）提出一系列人类普遍的健康需求，这些生理和心理上的需求满足程度决定了人们的健康水平，也应当成为城市空间设计的根本出发点。

　　参考文献

　　[1]李煜. 城市易致病空间理论[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

　　[2]Reid Ewing, Amir Hajrasouliha, Kathryn M. Neckerman. 2016. Streetscape Features Related to Pedestrian Activity. 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36(1) 5 15.

　　[3]李煜,朱文一. 纽约城市公共健康空间设计导则及其对北京的启示[J]. 世界建筑,2013,(09):130-133.

　　[4]（美）简 雅各布斯.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 第二版．金衡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5]（美）维克多·多佛，（美）马森加尔.街道设计：打造伟大城镇的秘诀[M]. 程玺译.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

　　[6]陈柳钦. 健康城市建设及其发展趋势[J]. 中国市场,2010,33:50-63.

　　[7]王正珍，周誉. 运动、体力活动与慢性疾病预防[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3,(11):69-75.

　　[8]Troped, P. J., R. P. Saunders, R. R. Pate, B. Reininger, and C. L. Addy. 2003. “Correlates of Recreational and Transportation Physical Activity in a New England Community.” Preventive Medicine 37: 304 10.

　　[9]Davison, K. K., and C. T. Lawson. 2006. “Do Attributes in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Influence Children s Physical Activity?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Nutrition and Physical Activity 3 (19): 1 17.

　　[10]Floyd, M. F., J. O. Spengler, J. E. Maddock, P. H. Gobster, and L. J. Suau. 2008. “Park-Based Physical Activity in Diverse Communities of Two U.S. Cities: An Observational Study.”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34: 299 305.

　　（作者为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