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观察这些冲突摩擦，你发现隐藏背后的是不同思维模式之间的“拔河比赛”。人们不仅对公共空间的用途有着不一样的看法，在公民享有的权利义务这个问题上也有分歧。从自由主义政治秩序的角度来看，“权利”似乎占据了上风。从法国大革命到美国的《独立宣言》，民主的发展史就是一个关于受政府保护的个体权利不断扩张的故事。因此我们不再从社会等级制度的角度理解“公民”的含义，而是投向自由个体理论。在我们看来，自由的个体普遍享有一系列共享社会资源的权利。

　　城市规划专家将这一理论适用到实践当中，呼吁人们尊重“城市的权利”（right to the city）。这个名词最早由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1968年提出。自那以后，“城市的权利”这个理念便受到活动人士、思想家、联合国家科文组织以及“占领运动”（Occupy movement，国际性社会政治运动，主要针对社会不公、贫富差距和缺乏真正民主等问题提出抗议——译者注）的拥护。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在2012年出版的《反叛的城市》（Rebel Cities）一书中对这个理念进行了总结：

　　我们想要怎样的城市？我们不能单独讨论这个问题，而是应该将其与其他问题联合起来一同思考：我们想做什么样的人？我们想要建立怎样的社会关系？我们想要如何与自然相处？我们想过什么样的日常生活？我们觉得什么样的技术才是合理恰当的？我们秉持什么样的审美观？因此，城市的权利远不止个体或者团体使用城市资源这么简单。这是一种让我们根据内心的渴望来改变和重建城市的权利。

　　为了过上有意义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要能够使用城市的公共资源。这就包括供人锻炼的公园，提供水源的管线，带走污水的排水系统以及开拓视野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不过，我们每个人对这些公共资源的需求又有所不同。老年人和残疾人对公共交通有着特殊要求；独自回家的女性尤其需要工作情况良好的路灯；活动人士需要场地来举办集会和抗议活动。为了协调这些差别很大且时常变化的需求，人们不止有权利使用公共资源，更有权利根据自己的需求对其进行改造。换句话说，对于认同“城市的权利”理念的思想家而言，理想的城市环境应该能经常性的根据市民需求而变化。

图片来自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为了让城市公共空间更具有包容性，人们进行了一系列努力。纽约中央公园建于十九世纪中期。对于纽约这样一个拥挤而不平等的城市而言，中央公园存在意义就是为穷人和富人提供一样的服务。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伦敦，女权主义城市规划专家成立了“妇女设计服务组织”（Women’s Design Service），旨在免费为被地产投机商和“重建计划”盯上的社区提供专业的规划设计咨询。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的维也纳，市议会开始考虑老年人和有孩子家庭对公共空间的特殊需求。因此他们为确保家长能够方便的推着婴儿车前行而拓宽道路，增加街道照明设备数量，修建更便于特殊群体使用的十字路口和台阶。几乎世界上的每个城市都出现了一系列类似的行为。无论行动规模大小，它们都引起人们对权利的关注。从垃圾桶到可供行人步行的街道，从增加本地零售商数量到确保绿地数量不减，人们对努力影响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但是，细心谨慎的规划依旧无法解决城市生活的部分困境。在基尔伯恩，年轻人占领公共空间后经常挤走其他人。无论公共空间面积、投资和规划目的如何，部分我采访过的基尔伯恩居民始终认为某些广场和公园是危险且令人堕落的场所。嘻哈音乐震耳欲聋，淫荡叫声不绝于耳，大喊大叫随处可见，年轻人目不转睛的顶着路过的行人，路边堆砌成山的废旧酒瓶，带着兜帽的人晃来晃去…这一切都让很多人想起公共空间历史上那段血腥的黑帮暴力历史。这样的整体氛围让很多居民对公共空间留下了不好的印象：这种地方能躲开就尽量躲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