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周以来，全国各大城市上半年GDP成绩单陆续出炉，这也使得“新一线”城市之争再度成为焦点。比如其中的“热门选手”杭州，刚刚公布的GDP增速8.1%的成绩单十分漂亮，又正好在这一时间点撤临安县设区，市区面积大为扩张——从4000多平方公里猛增至8000平方公里。不少自媒体由此惊叹，就像深圳赶超广州，杭州成为第五大一线城市甚至超越上海，也是指日可待。

　　单就杭州来说，尽管在刚刚过去的G20峰会中为全世界瞩目，而且作为阿里巴巴、网易等互联网巨头的总部，杭州得到的光环加持确实要领先其他城市。但也正如反对意见所指，如果按照目前的一线城市判断标准，从GDP总量上来看，杭州2015年才刚刚进入“万亿俱乐部”，和北上广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而从人口规模来看，2016年杭州的总体人口是901万，而它的“竞争对手”天津是1562万，就连成都也轻松突破了1000万大关。

　　从人口规模以及GDP总量这样的传统城市影响力评判标准上来说，杭州离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相差还甚远，甚至不如它的邻居苏州和南京。

　　这些年来，包括杭州在内的天津、武汉、南京、成都等新一线城市或主动或被动的加入了这场“准一线”后备军之争。这种竞争带来的积极意义是，这些城市竞相推出了相比北上广更为包容的就业、户籍、房产新政，以此来吸引超级大都市的人才回流。但在政策优势的另一面，是以房地产开发为主要思路的人口流入、城市扩张模式并未停止。

　　目前城市规划理论界对于一线城市的判定标准，城市面积、人口规模及GDP比重等影响因子依然占据绝对的影响力。这不仅导致以往的城市化等同于房地产化，甚至连目前的“逆城市化潮流”也容易为“规模”所绑架。

　　与北上广不断扩张的难以承受之重并生的是“逃离北上广”的话题从未休止。面对大城市，社会心理一直处于又爱又恨的纠结状态。超级大都市的人们被认为是在“假装生活”，二三线城市却又苦于求之而不得，至于三线城市以下面对的则是人口流出的“空城危机”。

　　像是那些焦虑的中产阶层一样，城市之间也正逐渐形成了一道围城，二三线城市恨不能跻身一线，一线却忙于镇痛“大城市病”。在这种集体的城市焦虑下，我想，是时候重新反思以规模作为判定标准的一二三线“城市之争”了。

　　相比中国城市还在矢志不渝的追逐“大”的情结，早在2015年，《经济学人》在探讨城市政策时，就开始追问“如何缩小城市规模（How　to　shrink　a　city）”了。如果回顾包括经济学人智库在内的国际机构对最宜居城市的评比就能发现，以往对于城市的评判标准已经发生了改变。那些被认为是全球最宜居城市中，大部分是在富裕国家的中型城市。

　　英国知名经济学者舒马赫明确提出对工业文明时代所追逐的“特大城市”的批判，他认为未来的城市发展首先要克服的是对大规模能够提升效率的迷信。美国建筑规划界的大师简·雅格布斯在经典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表达的观点与舒马赫不谋而合，“人本主义”的倾向正在成为世界城市规划的主流方向。

　　回到以杭州为代表的中国“新一线”城市，作为互联网巨头云集之地，更为宽容自由的创新环境所释放的潜在动能和吸引力，使得杭州相比那些GDP重镇更有想象空间。

　　在互联网时代，与城市紧密相连的商业文明都在不断去规模化、去中心化；未来，那些值得期待、令人向往的城市并不会因为其人口和GDP规模增长而更有幸福感，相反，蕴藏在背后的、关注个体生活质量的软实力才是未来城市竞争的更重要方向，这要比争抢谁是下一个“新一线”城市有价值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