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结果十分出乎意料。在以蜜蜂等动物为对象的实验中,能持续24小时的记忆就算是长期记忆了。加利亚诺没想到,植物能记住几天前的训练。她说:“6天后,我又回到了实验室,再次重复实验,以为含羞草这次肯定已经忘了,但它们却还记得,就像刚刚接受过训练一样。”
加利亚诺等了一个月之后,再次将含羞草从轨道上扔下,它们的叶子还是一直舒展着。根据适用于动物的法则,科学家推断,含羞草已经展现出了学习能力。
一场进程缓慢的 革命已经拉开帷幕。科学家开始明白,植物有他们从未注意且难以想象的能力,以前,我们只会将这些能力与动物联系在一起。植物能用自己的方式看、闻、感受、听,还能确定自己的地理位置。一项最近的研究发现,植物胚胎中的细胞群的运作方式和脑细胞很像,能帮助胚胎决定开始生长的最佳时机。
在植物可能拥有却被忽视的才能中,记忆力是最有趣的一种。有些植物的生命只有一季,有些植物却能活几百年。不管怎样,这两种植物都能记住过去的事情,并据此调整迎接新挑战的方式,只是这种能力对我们来说并不显眼。但生物学家已经证明,在特定情况下,某些植物能储存关于自身经历的信息,并用这些信息指导自己:如何生长、发育并对外界作出反应。从机能的角度来看,植物似乎至少在创造记忆,而它们形成这些记忆的方式、时间和原因或许能帮助科学家训练植物,应对贫瘠的土壤、干旱和酷暑等愈发频繁且艰难的挑战。但科学家必须先明白:植物能记住什么、哪些记忆还是忘掉为好。
特罗菲姆·邓尼索维奇·李森科。
科学家之所以不愿研究所谓的“植物认知”,部分原因在于它和伪科学的关联,1973年风靡一时的《植物的秘密生命》(The Secret Life of Plants)一书就是这种伪科学的代表。某些类型的植物记忆也被与已推翻的进化理论混为一谈。最易于理解的植物记忆形式之一就是春化。植物对长时间的寒冷留有印象,这能帮助它们确定开花的最佳时机。这些植物秋天长高,冬天养精蓄锐,到了白昼较长的春天就开花,前提是植物保留着过冬的记忆。这个富有诗意的想法与苏联最臭名昭著的科学家之一——特罗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联系紧密。
在职业生涯初期,李森科发现,冷冻种子能把冬小麦(一般在秋天播种,来年春天收获)变为春小麦(春天播种,同年秋天收获)。实际上,李森科给小麦植入了一段虚假的过冬记忆,这种植物接收到寒冷的信号才会生长。尽管李森科提出了这个观点,但他仍然算不上什么优秀的科学家。然而,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政府正在为国内农业寻找灵丹妙药,李森科发表了自己对春化的早期研究后,政府提供的名利令其应接不暇。李森科掌权后,针对自己早期的想法发表了一些令人愤慨的言论。他声称,春化能转化包括土豆和棉花在内的所有植物, 大大增加苏联土地的产量。
1935年,在克里姆林宫讲话的李森科,最右为约瑟夫· 斯大林(Joseph Stalin)。
虽然关于这些言论的证据并不充分,但没关系。1936年,李森科是苏联政权 核心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成员,还领导着一家重要研究机构。在政府指派的哲学家帮助下,他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了一个理论,这项研究结合了马克思主义与令法国博物学家让-巴蒂斯特·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学说提出者,其理论均以被推翻)名声扫地的观点。李森科称,经过春化的植物后代会继承这种习得特性,因此,他能通过改变植物的生长环境,培育出主要农作物的新品种,耗时也比传统培育技术短得多——就像只要改变工人阶级的环境,苏联共产主义就能培育出人类新品种。
罗兰·格雷厄姆(Loren Graham)是哈佛大学的荣誉退休历史学家,他研究了李森科的整个职业生涯,他说:“这些理论都是基于一个原则进行的延展,即基因没那么重要。李森科不太能理解基因的存在。”
在实践中,李森科的理论被推翻,他没能培育出遗传了过冬记忆的粮食新品种。李森科曾承诺让苏联的粮食产量达到史上最高,但在1946年到1947年的苏联饥荒中,他的理论并未拯救这个国家。遗传学家对李森科的理论提出质疑时,他公开谴责这些人,导致数百名科学家或死或入狱。李森科是让一代俄罗斯遗传学家销声匿迹的罪魁祸首,他们要么放弃研究离开苏联,要么因反对李森科而受到惩罚。没有这些遗传学家,李森科永远也不会明白自己哪里对了(植物能形成过冬记忆),哪里错了(这种记忆无法代代相传)。西方遗传学家通过整整一代人的努力,才破解了春化背后真正的秘密。李森科虽然将发现春化的功劳据为己有,但却从未真正理解这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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