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可以协助破案？

　　法医植物学是一门鉴定植物和植物产品的学科， 可以为法律案件提供证据。除了文中著名的“林德伯格绑架案”，1976年发生在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一起无名女士奸杀案（Woodlawn Jane Doe，在美国，男性用John Doe，女性用Jane Doe，来指代那些身份无法确定的尸体或法律案件）中，受害女子在生前曾遭受殴打、强奸后被凶手活活勒死，时隔40年，警方通过分析受害者衣物，分析确定了其中的雪松和铁杉混合的花粉与波士顿的阿诺德植物园（Arnold Arboretum）有关，受害者范围被缩小，花粉也许可以帮助找到这名无名女子的线索。

　　受害者“Jane Doe”

　　文/Cara Giaimo

　　译/安德烈

　　校对/大药

　　原文/www.atlasobscura.com/articles/how-trees-help-solve-murders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安德烈在利维坦发布

　　一棵假紫荆属树木坚挺地立在亚利桑那州的沙漠理。1993年，其中一棵假紫荆属树木帮助警方破获了一起罪案，因为它把自己的种子远远地扔进了谋杀犯的小货车里。图源: $1LENCE D00600D/CC BY-SA 3.0

　　2015年6月，在波士顿鹿岛上，一个女人正牵着自己的爱犬，沿着海岸线漫步。她走过一只垃圾袋，打开它后发现了一具包裹在羊绒毯中的女婴尸体。

　　对于这位女士来说，这是一场噩梦，对于警方来说，这也是一桩非常棘手的案件。受害者的衣物十分常见，由于长时间在水中浸泡，受害者的指纹也被抹去了。法医们无法顺着已有的证据进一步揭开谜底，侦破陷入僵局。这名女婴——“鹿宝宝（Baby Doe，译者注：Doe通常用以代指不知真实姓名或身份尚未确认的死者）”——的电脑绘制肖像在全美范围内的社交网络上疯传，但依旧没有出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直到侦查人员在羊绒毯上发现松树花粉（pine pollen）之前，他们的确对死去的女婴一无所知。侦查人员通过这些松花知悉，“鹿宝宝”是本地人，如此一来，排查范围显著地缩小了。截止到9月，警方已查明“鹿宝宝”的身份，杀害她的嫌犯也于近期出庭受审。

　　另一桩案件则是在法医植物学家的协助下破获的。

　　对于法医植物学家来说，植物本身便是一整群可以随时传唤的证人。它们不能表达自己的勇气与正义，也不能坦白自己所听到的窃窃私语，但当涉及到许多与破案相关的问题时——谁、在何时以及在何地——植物们仅仅出现就足够了。就像在1993年亚利桑那州的一场案件中发生的那样，人们在一棵蓝花假紫荆树（palo verde tree）下发现一名被害女子的尸体。后来警方在一名嫌疑人的小货车上发现的假紫荆树特殊的豆荚，引起了警方对他行踪的怀疑。警方也可以对不同地方缴获的大麻进行DNA分析，确定植株的具体种类，以此来追踪毒品走私犯。

　　亚瑟·科勒（1885-1967）：在林德伯格绑架案中，他认定绑匪用来爬上婴儿室窗口的梯子上的木材是来自绑匪家附近一棵松树，部分是来自绑匪家的地板。图源：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

　　第一个涉足法医领域的植物学家是亚瑟·科勒（Arthur Koehler），他本是美国森林产品实验室（United States Forest Products Laboratory）的一名木材专家，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为许多案件提供了自己的专业知识参考。科勒使用了他对树木分类和细胞结构的知识，指证出自制炸弹和武器使用的木材的来源。他在1935年的林德伯格绑架案（Lindbergh Kidnapping Case），也就是人们在所谓的“世纪审判（Trial of the Century）”中担任明星专家证人，这也是科勒最为人所知的履历。

　　这是传闻中的“林迪婴儿梯”（Lindy Baby Ladder），植物学家亚瑟·科勒凭借这架梯子帮助警方确定了布鲁诺·霍普特曼（Bruno Hauptmann）的罪行。图源: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CC BY 2.0

　　当科勒在法庭上起立发言时，一开始遭到辩方的反对。辩方称：“在人类中没有谁是木材的专家，”并且称科勒为“只是一个在研究树木方面有丰富经验的人”。但在审判结束后，科勒说服陪审团，基于显微镜的检查结果和自己的木工经验，他可以确定靠在靠在犯罪现场窗户边上梯子的确切来源。顺着线索，他追查到布朗克斯（Bronx）的一个伐木场，木梯上的一块替换零部件与警方在木匠布鲁诺·霍普特曼（Bruno Hauptmann）阁楼中发现的一块木板相匹配——后者很快就被证明有罪并被处决了。

木匠布鲁诺·霍普特曼（1899-1936）。图源：blackcablondon

　　80年后，科勒的后辈们仍然在法医鉴定领域发挥着自己的特长。许多在森林产品实验室和其他地方的植物学家，现在都成为了警方的特别顾问。萨拉·霍奇思（Sara Hotchkiss）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教授，作为一名古生态学家，她大部分时间都在试图找出人类活动对历史生态系统的影响，但当法医办公室打电话给她时，她知道如何帮助他们解决更多当下发生的问题。她说：“我可以重新还原几千年前生长在地球上的植物，这些方法同样可以用来重建过去几周或几个月的时间内，或者在事发时间当时的生态环境。”

　　松树花粉是一个狡黠的搭便车者。最近研究人员断定，松树花粉可以在某些材质的衣服上停留两周。图源：Photo: Famartin/CC BY-SA 3.0

　　就像大多数法医鉴定一样，从植物学的角度深入挖掘确定的案件谜题，得到的结果基本上都是沮丧和阴沉的。去年，台北有一名女子最初被认为死于一场车祸，直到警方在她的头发中发现树叶；专家们断定，这些树叶来自街边建筑某个楼层中的一株盆栽，死者跳窗而出，下落途中撞到了这盆植物。在南佛罗里达州附近，有人发现当地的一名老人被人砍成碎块的尸体，在盛放尸块的桶中还有一些树枝和树叶，植物学家随后将这些枝叶与凶手家前院的一棵树配上了对。

　　尽管上述案件充满了血腥暴力感和戏剧性，但真正的法医植物学家很快就可以告诉你，这项工作并不是在演《法律与秩序：特殊植物单元》（Law&Order：S-Tree-U），而是更多的日常科学工作。“我认为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法医工作是铃铛、哨子、侦探小说和戏剧，”艾利克斯·韦德恩霍依福特（Alex Widenhoeft）说，他是木材解剖学研究中心（Center for Wood Anatomy）的植物学家。“真相远没有那么丰富多彩。”他最喜欢的日子是在显微镜下，仔细研究样本：“这种乐趣很好、很纯粹，但不是很戏剧化。”

　　别担心，公寓的住户们——甚至是盆栽都可以帮助破获案件。图源: echang/PixaBay/CC0

　　霍奇思强调了她在协助破案的工作过程中产生的的巨大不确定性，对于从事类似具有多变可能性工作的人来说，这样的研究始终无法得出确切唯一的答案。她说：“花粉很小，它四处飞，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区域都是可变的。”如果可以获得一个样本，最多可以将排查范围缩小。“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找寻的东西——你的分析可以给整个案件的调查加入什么限定条件？”（她说，在真正的罪案调查衬托下，她的学生们会在统计与分析过程中兴奋。）

　　在接触了足够多的案例之后，你会更感激植物难以驾驭的这一面——植物可以通过过存在于我们周围的方式，将自身卷入我们的生死大事中。当你离开家的时候，你几乎不会多瞟那棵树一眼，然而它却一直在密切注视着你。在你意外身亡后，它甚至可以帮助警方解决你的谋杀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