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特色历史城市的价值的认识，首先要把握中国历史发展大的脉络，并把这一进程放到人类文明与世界历史发展中加以考察。任何一个城市的特色与价值都与这一背景息息相关，并成为这一大脉络与进程具体的组成部分。中国古代以农耕文明为根基，农业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都领先于世界。作为农耕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城邑不但是社会文明水平的主要象征，而且在促进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取得了辉煌成就。

　　首先，中国幅员辽阔，在大一统的政治制度下形成了层级分明、国野一体的、以城邑为核心的聚落网络体系。这与西方城邦制度下出现的城市有着本质的不同。这种宏大的聚落体系源于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早在夏朝，大禹治水就对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辽阔国土进行了水土勘察。《尚书·夏书》已有“九州攸同，四隩既宅”的记载。《周礼·职方氏》更负“辨九州岛之国”之责。国家层面的聚落体系在三代时期主要是以“礼制”得以维系的，秦汉以后则由更加完善的中央集权统一掌控。比如历代都会在畿辅地区建立以京师为核心的城镇网络，而各府城与其管辖的县城在军事、经济等方面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样的城邑体系中，每一个具体的城邑又与其周边的农村地区在各方面互为依存，并构成完整的聚落网络文化景观。比如长江下游地区的城镇就与其周边的塘浦、圩田、溇港农业村落构成了一个完整体系。

　　第二，中国古代的城邑网络受到重要水陆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在水陆交通要冲上发展出很多重要的城市。自秦始皇推行“车同轨，书同文”的改革后，更出现了很多载入人类史册的、伟大的水路交通工程，它们在很长的时间内极大地促进了沿线的农业发展与城邑建设与地域间的文化交流。比如京杭大运河沿线地区的城镇体系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第三，特殊的地理条件使中国古代的农业重心处于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主的地域，北部为草原游牧地区，而东南沿海漫长的海岸线又为我们的先人开发和利用海洋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中国古代的农耕文明是就是在多种经济模式与文化的摩擦、碰撞和交流之中发展壮大的。万里长城防御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既维护了农耕与游牧交错地带的安宁，也促进了沿线地区的土地开垦与城镇的发展。北京、大同、西安等这些重要的城市都与长城防御体系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它们是中国古代北部东西走向的城镇体系网络的重要支点。另外，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中原地区向边缘地区的扩展也带动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城邑关塞的建设，促进了民族融合、地方经济与文化发展，如湖南凤凰县的区域防御体系中的众多城邑村落。

　　第四，通过陆上、海上丝绸之路与世界其他地区与文明的深入交流是很多中国古代城邑的突出特点，也反映了中国城市的包容与开放。这些城市的发展促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和平与交流。如果说，汉唐长安城基于丝绸之路的建立而贯通了中西文化的交流，那么元、明、清三代的北京城在正好处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游猎文明的交点上，而隋唐东都洛阳的设置则解决了南北物资转运与海上丝路的联系问题。

　　近年来，关联性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中系列遗产类型的重要理论基础，而这种关联性普遍存在于中国古代城邑网络中。从关联或网络的观点出发，我们会对我国现有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村以及农业遗产、工业文化景观、单体文物等的价值有一个新的认识。比如，泉州古城与位于十几公里之外海湾地区的石湖码头、六胜塔等就构成了古泉州刺桐城在宋元时期作为东方第一大港的历史见证。随着遗产保护进入新的时代，以关联性的视角认识和挖掘中国古代城市更深层次的历史价值必将把中国特色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推向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