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插花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文化价值、美学价值、社会价值、实用价值、经济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与西方插花相比，中国传统插花具有独特的风格和鲜明的特征。主要表现在：追求花材的自然之美；追求花材的意趣美；善用木本花材；采用不对称式构图形式；赋予花材丰富的内涵与象征性；注重花材与花器、几架、配件以及作品环境的统一；兼顾中国人的独特赏花方式，分曲赏、酒赏、香赏、谭赏、琴赏和茗赏等。

　　中国插花文化萌芽于新石器时期

　　在《诗经》《楚辞》的时代，人们已经开始自觉对花和植物进行筛选、分类、审美，并寄予情感。汉代出现了最早关于插花的记载，在河北望都一号汉墓中的东汉壁画上，一个圆形陶盆内盛净水，六朵红花呈放射状倾盆而出，原始、质朴而精巧。魏晋南北朝，插花在各类文史典籍中均有表现，出现了插花的代表人物及盘花、瓶供等具体形式。文化爆发式发展和佛教的逐渐传入，又为插花提供了广阔的社会基础。

　　中国插花文化起于先秦先秦时代

　　中国民间就有男女互赠花束以表达思念的风尚。《诗经》中有记载：“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南史》中也记载了最早的佛前供花情景：“有献莲花供佛者，众僧以罂盛水，渍其茎，欲华不萎”。这里记述的是公元5世纪的事。稍后有庾信的杏花诗：“好折，待宾客，金盘衬红琼”。可见，此时插花已不仅仅用于佛前供侍。

　　中国插花文化兴于唐

　　“花事”成为重要题材，基于赏花和插花的文学创作空前繁盛。这一时期的绘画、雕刻作品中，插花被赋予艺术化表达。插花的场域也由宫廷贵族的祭祀活动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日常生活。君王提倡，文士尚雅，仕女爱花，处处呈现一派争奇斗艳的盛况，插花已深植于民众日常生活，举国有以花会友、寄情花木之风。史料《清异录》中最早记载了当时插花展览的盛况。与此同时，佛教盛行，佛前供花也十分普遍，于是深山古刹、寻常街巷皆花影婆娑。五代十国作为过渡期，以大量宫廷、宗教领域的文献图像记录了中国插花的艺术走向：从宫廷风格向文人风格转变，呼唤简约、内涵、克制之美。

　　中国插花文化盛于宋

　　宋朝，插花盛于民间，尤为文人所喜，常以花影人，用插花来表达内心世界。在中国文人的眼中，花经常化作活生生的人，成为文人的知音和情感寄托。在文人的主力推动下，插花成为四般雅事之首。宋人对花的感知既包括花情、花性，还包括花的等级、品第，“以花喻人”更成为时代风尚。不仅如此，花器制作也逐渐趋向专业和系统。元明时期，文人插花达到技法的巅峰，并首次突破花器所容纳的空间，甚至超越了花材本身的局限。明代出现以装饰物插花的形式，装饰物既有珊瑚、灵芝、如意、翎毛等昂贵物品，也有柿子、香囊、佛手、拂尘等日常之物。并且，每种组合都有各自的寓意和功能，不一而足。

　　中国插花文化继承于元明

　　历元至明，中国插花渐渐脱离了民间，而更多的成为文人雅趣的一部分。经过他们的继承与发扬，一批插花专著问世，如明代张谦德著《瓶花谱》、袁宏道著《瓶史》等。中国插花在技艺和理论上走向了成熟。

　　中国插花文化衰于清末，复苏于近现代

　　清代插花在郎世宁、冷枚、金廷标等人的绘画作品中呈现出前期、中期雍容大气，晚期繁复颓靡的特征。这一时期，“撒”“剑山”“曲枝”等工具的创造发明进一步拓展了插花的创作可能和艺术空间。可以说，中国插花的发展传承，数千年来一直与文学、绘画、雕刻、造器等艺术门类交融互动，以此得到充分的诠释和表达。而插花活动，在艺术之外又更多地被赋予多重社会功能，受到社会政治形态沿革和文化思潮涌动的浸染，深入到宫廷仪轨、文人生活、佛教信仰、民俗活动方方面面。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深层质素，一是统治阶层主导的社会风尚，一是儒、道、佛融合的思想流变。从每个时代的创作主体、场所、作品、器具以及日常花事中，我们都能窥见当世特有的社会风尚和审美表达。中国插花，以其与生俱来的人文气息、兼顾风雅与实用的艺术魅力，绵延千年，未曾断绝。它作为中国传统艺术的细分门类，是凝聚思想和智慧的活化石，是人们与自然、与他人、与自我精神世界沟通的独特方式，正如中国明代文学家袁宏道（1568─1610）在《瓶史》中所述：“花妙在精神，精神人莫造，寓意于物者，自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