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寯始终相信，中国园林具有独特的审美逻辑。他断言：“中国园林必不见有边界分明、修剪齐整之草坪，因其仅对奶牛颇具诱惑，实难打动人类心智。”

　　祖父童寯去世时，童明15岁。他知道祖父是厉害的建筑师，但不清楚他在做什么，“他写的那些东西究竟是为了什么”。

　　童寯曾与同行梁思成、刘敦桢、杨廷宝并称“建筑四杰”。他早年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留学，回国后设计了南京的国民政府外交部大楼、上海大戏院、首都饭店等重要的建筑。

　　园林是童寯的兴趣所在。1937年出版《江南园林志》时，他已经在数年中利用周末遍访江南名园。同年，他应林语堂主编的英文杂志《天下月刊》之约，撰写三篇介绍中国文化的文章，专门介绍中国园林的那一篇却未获发表。这样的文章，童寯一直写了许多年，有些同样未能出版。

　　直至晚年，童寯得以将那些英文文章结集成书，题为《东南园墅》。1982年，童寯因膀胱癌病重入院，转诊北京，每天在病床上坚持订正《东南园塾》等著作的书稿。打点滴时，他嘱咐医生们：“你们打我的脚，别打我的手，打我的手，我就不能写字了。”

　　1983年3月，童寯没法写字了。他在病床上口述全书结尾，由童明的哥哥童文代为记录，一同完成《东南园墅》。它的成书时间经历了漫长的50年。

童寯与梁思成、刘敦桢、杨廷宝并称“建筑四杰”。作为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参与国民政府南京外交部大楼、上海大戏院等建筑设计。童寯也是近代研究中国古典园林第一人，著有《江南园林志》《东南园墅》等作品。（资料图/图）

　　《东南园墅》完成两周后，一个中午，童寯的病情骤然恶化，童文正在病床旁边。“当时爷爷的眼神特别绝望、挣扎，不肯去的状态，并不是怕死的感觉，仿佛在说怎么突然就走了，有一堆书没有弄完。”他把当时的情景转述给了童明。

　　到了1986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观念正流行，童明在高考志愿表上填报了数学专业。表格上交不久，童明接到三爷爷童村的电话。三爷爷严肃地提出要求：一定要将专业改成建筑！他希望，家族最小的孙辈能继承哥哥童寯未完成的事业。

　　1993年，童明从东南大学建筑学专业拿到硕士，开始帮助出版社整理童寯的文集。梳理祖父留下的大量手稿、笔记时，他慢慢地了解了祖父的志向。他现在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继承了祖父的事业。

　　2018年10月，童明重译的《东南园墅》出版。1997年东南大学建筑系建系70年之际，《东南园墅》出版过中文译本，但童明总感觉有些遗憾。他自己担任翻译时，希望用文言文呈现往昔的园林世界。

1930年代，童寯遍访江南园林。当时一些园林废弃，没有主人，如果遇到守园人，童寯就给他们塞一些钱，征得同意后进去参观。（浦睿文化供图/图）

1960年代，《江南园林志》出版时，童寯坚持用竖版繁体字。书中收录了大量童寯自己拍摄的园林照片及手绘园林图，此为其中一张草图。（资料图/图）

　　将“情趣”保持到生命的最后

　　童明的好友、建筑师王澍是最早读到《东南园墅》之前译本的人之一。他从前认为江南园林老套重复，于今天已经失去意义，这本书令他改变了看法。一年里，他反复阅读六遍。

　　书中有一句话令王澍印象深刻，即童寯质问假山石上的洞：“一个正常的人怎么能住进那么小的洞中？”王澍“浑身一激灵，脑袋轰的一下”。他顿悟，问题看似幼稚，但切中园林语言的特殊逻辑，深浅、进退、开阖、高下、疏密、大小等术语这样“才会有活的意义”。

　　“童先生的讨论才是真正懂中国画的人的讨论，只有这种讨论才对我有意义。”王澍在《东南园墅》新译本的序言中写道，“童先生这种天真发问的精神，居然能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直保持到生命的最后。这就见出‘情趣’一词的重要。”

　　“建筑师的道路总是困苦艰难，什么能支撑你一直有感觉地做下去？是什么理论吗？重大价值吗？方法吗？”王澍的答案是“情趣”，它之于园林营造也是最重要的。

　　对童寯来说，保持半个世纪的“情趣”尤其困难。

　　1931年，梁思成离开东北大学，前往北平主持中国营造学社。临行前，他将建筑系主任的工作移交给童寯。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大学被迫关闭，童寯计划携全家去北平避难。抵达北平不久，他应好友陈植邀请，赴上海建筑事务所工作。

　　童寯成长于东北，对江南颇为陌生，工作之余最大的乐趣便是逛园林。周末，他总是带着纸笔、卷尺和蔡司依康大号照相机，去上海及周边城市调研园林。他往往在园林中勾留整日，偶尔带上儿子童诗白。时局纷乱，很多园林荒芜已久，沦为无主之地；若遇人看守，他就给对方塞些钱，征得同意后才参观。他还曾被误认为日本奸细，给人抓进了警察局。

　　相机后来换成一台更高级的莱卡，童寯花了200元，当时能买大概50袋面粉。他拍摄了很多园林照片，没有彩色胶卷，有时就画在纸上。

　　1935年前后，两位纽约建筑师先后访问上海。两趟旅行都在紫藤盛开的季节，他们一定要参观苏州园林，童寯和陈植便陪同前往。“在我还未曾作介绍以前，即发现他们自发地对中国景观艺术的审美独特之处作出反应，令人惊讶。”童寯在《东南园墅》前言里写道。童明推测，这可能是童寯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园林的开端。

　　童寯始终相信，中国园林具有独特的审美逻辑。他在书中断言：“中国园林必不见有边界分明、修剪齐整之草坪，因其仅对奶牛颇具诱惑，实难打动人类心智。”

　　五年时间里，童寯基本上靠双脚走遍了江苏、浙江两省27个县市，调研109处私家园林，在1937年写成《江南园林志》。梁思成、刘敦桢等同行对此颇为赞赏，认为童寯开辟了崭新的研究方向。然而，这本书即将出版时，“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全面入侵。战乱当中，童寯的手稿、照片和测绘图纸被辗转送到天津，存放于英国麦加利银行的保险柜中，后来它们又因大水浸泡而有所损坏。直至1963年，《江南园林志》才得以出版。

　　童寯在南方开拓中国园林研究时，梁思成、林徽因等营造学社成员在北方发现了唐代木构建筑佛光寺。20世纪初，日本学界流传一种观点：中国境内没有唐代古建，想看唐代古建必须到日本奈良。佛光寺的发现，纠正了这一错误观点。

　　《东南园墅》的写作，也有类似的原委。1970年代，一位西方学者写信询问童寯：中国园林是不是从日本传过去的？“我要写一篇东西，我们这方面的书太少，日本这方面的书特别多，所以西方人误认为中国园林受到日本影响，本末倒置。”在《长夜的独行者》一书中，童明的妻子张琴追述了童寯当时的反应，“要写就写小册子，跟旅行社、旅游部门挂钩，可以扩大一点影响”。

　　东欧一位学者写作关于世界造园艺术的英文著作时，请童寯审校其中有关中国古典园林的内容。1997年版《东南园墅》的编辑晏隆余记得，当时童寯重病住院，7月南京又格外炎热，他在病房里校对得大汗淋漓。即便有些部分晏隆余已经帮忙核对，他还要再次核对。审校完成后，他让晏隆余立即寄回给东欧学者，因为这也是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园林文化。

　　整理童寯书稿二十余年，童明最惊讶祖父的学习能力。从《江南园林志》到《东南园墅》的所有工作都由童寯一人完成，他还阅读了大量文献，《江南园林志》附录文献列举的就有37项，包括班固的《汉书》、沈括的《梦溪笔谈》、计成的《园冶》和沈复的《浮生六记》等。

　　“《东南园墅》也应该受到沈复的《浮生六记》的影响，很诗情画意，他都非常熟透。”童明向南方周末记者感慨，“这四年时间，效率太高了，我们现在四年里面一个人完成一篇博士论文，好像都很吃力。他从零开始，没有任何积累，就是30岁的时候。”

1930年代，已入职华盖建筑师事务所的童寯与一批上海建筑师在江苏无锡梅园观赏游览。（浦睿文化供图/图）

　　“像神一样坐在那里”

　　1950年代，童寯停下了建筑师工作，前往南京工学院建筑系从教。夫妇俩与儿子童林夙一家搬进南京文昌巷52号，那是他专门为妻子关蔚然设计的住宅，取名“陋室”。

　　如今，与周边的商铺和车流相比，“陋室”略显落寞。南方周末记者几乎没有发现那里是童寯故居。生锈的大门旁，斑驳的白墙上刻着说明文字：江苏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童寯住宅。

　　童明就出生在这座老房子里。1968年，童寯的教学与科研机会一并遭到剥夺。在他的记忆里，祖父那时候是不易亲近的。他总是远远望着祖父孤独的背影，老人“像神一样坐在那里”。他很畏惧祖父，大气都不敢出，“家里所有人走路都是蹑手蹑脚的”。

　　当时，童寯在内的教师们要排队挨个从系里领工资。领钱的时候，每个人都要被重重敲一下头，只听闻一句：“你们是吸血鬼”。而据童寯的学生钟训正回忆，那时“看童老跳舞倒成了唯一的开心与逗乐。”童寯和很多老师一样，被要求跳一种当时“流行”的舞蹈，他不像其他人那样偷懒或装样子，很认真地完成每一个动作，有时还多做一些，很多路人忍不住驻足观看。

　　“文革”末期，南京工学院筹备复课招生，很多人提出应该取消建筑系，将其与土木系合并。学校“宣传队”领导来征求意见，童寯回应：“建筑系和土木系有根本区别，如果两系不并地球就不转的话就并，不然建筑系还是要办！”

　　“他们当时创建的这一套路线或者说发展趋势，如果能够坚持三四十年，我觉得应该能够结出很多的果实，不仅仅是建筑行业了，可能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行业、专业。”回溯往昔，童明颇为无奈，“很可惜，这个断掉了。”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城市一下子沸腾起来。童寯依旧待在家看书，没有上街参与庆祝。童明依稀记得，那天晚上家里煮了鸡汤，在餐桌上，祖父显得非常不一样，好像突然间松弛了下来。

1932年到1937年期间，童寯在江苏、浙江两省27个县市，勘察研究109处私家园林。此图为童寯夫妇携子童诗白在园林中留念。（资料图/图）

　　“后人总比我们聪明”

　　1979年，南京工学院建筑研究所成立，童寯担任副所长，逐渐恢复学术工作。他进入了人生的最后五年时光。

　　年近八旬的童寯每天早上五点起床，早饭后就坐在桌前看书。等到学校图书馆开馆，他步行30分钟到学校。学校领导希望派车接送，被他拒绝。实在走不动了，他才让儿子童林夙购买一辆三轮车，每天载他去学校图书馆。

　　童寯读书要做笔记，小字密密麻麻地聚集在笔记本上，童明整理书稿如同破译密码。童明猜测：“也许是为了把信息密集，效率比较高，否则还得翻页，效率就比较低了。”

　　最后五年，童寯过得非常匆忙。除《东南园墅》，《新建筑与流派》《苏联建筑》《日本近现代建筑》等关于西方现代建筑的专著都是他争分夺秒的成果。作为西方现代建筑的启蒙读物，1980年出版的小册子《新建筑与流派》成为改革开放以后十几年建筑专业学生的共同记忆。

　　在童明看来，童寯非常孤独，不仅在园林方面缺少知音，“可能在很多其它方面没有”。童文看完《东南园墅》后，童寯问他感想。童文老实地回答自己看不懂，还一连向童寯提出三个问题：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有多少人愿意看？有多少人看得懂？童寯当时抓紧童文的手，身体剧烈颤抖。平复很久后，他才缓缓地回答：“后人总比我们聪明。”

　　方拥是童寯1982年招收的硕士研究生，方向为建筑历史。离世前最后一年，童寯依旧每周两次请学生去家里，一起讨论问题。方拥当时才近而立之年，与童寯对话时压力很大，就请求老师把讨论缩减为一次。后来，童寯给他开列书单，让他阅读《古文观止》和《世界史纲》。

　　童寯用英文写作《东南园墅》，是希望改变欧美对中国园林的认识。提起这个愿望，童明流露出失望：“无所谓改变不改变，实际上这个认知几乎是零。并没有改变，并没有太多地让世界去知道这件事情，它的特殊含义以及它发生、发展的原理。”

　　在美国的图书馆中查阅与园林相关的书籍资料，童明发现，日本园林研究占据东亚研究著作的90%，关于中国园林的书籍只有一两本，并且都是画册。他看到，园林专业现在主要设置在林业学校，被当作植物学学习。园林专业被泛化，与景观系统、公园系统和植物学系统等同起来，“就像街头巷尾种两棵树、种两棵草，这就是园林。”

　　不久前，童明与国内几处知名园林的负责人交流，得知有的园林里一棵腊梅花枯死，没有人懂得怎样补上去，只是去市场上买回去往上一种。“如果一座假山坏掉，有没有能力再去复原、维修？更何况再去让它再生？”他困惑地问道。

　　而“我们能否再造一个拙政园”这样的问题，已经存在了许多年。

　　不难理解，童寯的一条阐述为什么值得后人反思：“中国园林中，建筑如此赏心悦目，鲜活成趣，令人轻松愉悦，即便无有花卉树木，依然成为园林。”那时，他正当壮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