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发展和快速城镇化，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城市作为人口最集中，资源消耗最大的区域，其生物多样性损失也最严重。

　　近日，多场关于“城市与生物多样性”主题的论坛、会议持续召开，围绕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城市实践、人居环境变迁中的传统聚落生境保护、城市高生态敏感区域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与保护、城市生境网络构建等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为什么要讨论城市生物多样性？

　　提起生物多样性，大部分人会将目光聚焦在远离城市的自然保护区中，认为由于城市建设设施及道路营建、地面硬化、营造人为景观和栽培城市植物等因素，导致城市生境发生改变或破坏，进而出现城市的物种多样性受到影响、物种生存环境单一等结果。

　　的确如此，在人类几十年、上百年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生态系统受到严重影响。如在北京，许多当地物种在城市整治过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翠湖湿地疏浚时，曾挖出过淡水贻贝，现在已见不到了；圆明园进行防渗处理时，许多土生小鱼也被“清理干净”，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尽管城市地区的动植物密度远远不及自然保护区，但许多研究表明，城市仍然可以支持大量的生物多样性，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发挥重要作用。

　　我国城市中存在大量分散的绿地系统，如森林公园、苗圃、湿地等，以生态绿廊、水廊等方式连接起来，就可以形成城市绿网，恢复生物栖息地，使得城市绿地与城郊之间的物种实现迁徙，增加城市的物种多样性。尤其是我国华东沿海地区，城市往往与重要候鸟迁徙通道相重叠。

　　美国学者Mckinney在对美国8个城市的物种多样性进行研究后发现，城区因为有丰富的食物，动物多样性常多于乡村，物种也比郊区多。

　　宜可城ICLEI东亚秘书处主任朱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和城市发展的重要基础。自然生态系统是城市当中非常重要的基本组分，也是宜居城市和提高人类福祉的基础。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闻丞也表示，城市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场所，华东沿海地区的高密度建成区是很多珍稀物种的栖息地。城市环境里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很多是由生物多样性承担的，最直接的是水体的净化，当前黑臭水体治理遇到的水质难以进一步提高的问题，需要通过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来加以解决。

　　因此，这几乎成为各大研究机构一致的结论：城市留住并丰富生物多样性的潜力很大，关键是人们是否意识到其重要性和潜力，城市规划决策者是否具备足够的知识和意愿。

　　如何丰富城市生物多样性？

　　要想让城市里的生物多样性丰富起来，需要掌握许多知识和技能。如美国特拉华大学昆虫学家道格拉斯·塔拉米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一棵栎树能养活的毛毛虫数量，远比一棵银杏树要多得多。一对山雀要养育巢里的6只小鸟，需要6000只~9000只毛毛虫。如果想要鸟儿种类丰富，就得为它们提供更多的毛毛虫；为了得到毛毛虫，就需要种植合适的树。

　　因此，在许多专家看来，通过规划设计，在城市实施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可以减少城市生物多样性损失，有效地保护生态系统。

　　朱澍说：“很多保护工作在城市化过程中没有得到重视。希望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够主流化，贯穿于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全过程。同时，需要转变政府决策者的观念，结合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不断提高城市的气候适应性和韧性发展能力。” 如在为城市规划自然空间时，不仅要看城市里种了多少树，植了多少花，还要考虑不同植物能提供怎样的功能，应该如何配置。

　　不过，即使进行周密的生态规划设计，也要考虑到人为活动对生物的巨大干扰作用。

　　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是贯彻生态理念最彻底的公园之一。建成10年以来，公园里的生态系统是否达到设计预期？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风景园林一所所长沈丹带领团队，利用两年时间，对奥森的生物多样性情况进行详细的调研，结果发现，奥森公园内，可观测到的物种数量与预计数量存在明显差距。

　　沈丹分析，这里面可能有两大原因：一是游人逐年增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平衡点尚未达到；二是公园管理精细，对乔灌木不间歇地养护作业，导致鸟类无法休养生息。

　　他强调，“这也给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带来几大启示：一是在大型项目中，基于生态本底调查的生态友好措施成为标配；二是推行公园分区管理、分要素管理、自然遗留地（微型保护地）管理的公园管理模式；三是让自然做功，加强多学科合作，共同建设城市生境网络。”

　　如何构建城市生境网络？

　　生境网络的概念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它不仅仅是城市的用地，更是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需求的更开放、更多元、更亲民的人性化绿色空间，这些绿色空间以多形式串联形成的网络，就是生境网络。

　　研究表明，生境网络在保障不同生境间物种交流和能量交换、降低生境破碎化影响、支持物种长期存活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科学定量的计算分析，寻找高生态效益区，搭建廊道体系，不仅可以使得生态网络更系统、更畅顺地连接，还可以让人们更好地接触自然，拥抱城市生态。

　　目前，基于生物多样性的生境构建在自然保护区，国家湿地公园等保护为主的区域，已经得到了有效的实施。但是，在城市层面，如何利用城市各类绿色空间系统构建起生境网络并使其发挥作用，显然要难得多，一方面受干扰的要素更多，另一方面构建主体也更多。

　　对此，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风景园林一所副所长梅娟表示，技术问题的解决是次要的，关键是生境网络的规划团队首先要和政府决策层建立统一的大生态价值观。

　　梅娟团队曾利用总体城市设计的契机，对长江大保护背景下的湖南省岳阳市城市生境网络的构建途径，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其首要不是解决具体的技术问题，而是邀请西南山地专家团队对岳阳市区内外的绿地空间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作为说服政府部门保留绿地空间、增强生态效益的佐证，也作为开展城市生境网络搭建的目标物种选择的依据。其次，将生境网络系统与城市规划体系有效对接，保证方案落地实施。

　　朱澍也表达了类似观点。朱澍强调，针对城市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开发活动出现的矛盾，规划设计人员应积极搭建政府、民间机构、专家学者之间沟通的桥梁。

　　此外，构建城市生境网络，还应重视多学科多专业的融合，在充分了解典型物种生境特征的基础上，根据物种的生活习性开展规划设计工作。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生态城市研究所项目经理程兆鹏表示，生境网络规划应该与生物学、植物学、生态学等方面的专家建立更好的协作机制，“比如，规划时应保障典型物种的核心生境，限定开发利用的范围与强度，有针对性地提出管控要求。生物栖息地修复设计时应采用无污染、低影响的工程手段，不可对保育区造成破坏。植被的恢复也应重点考虑典型物种的适宜性。”程兆鹏说。

　　梅娟则强调，要从规划的总体层面和执行层面建立不同的规划管控层次，也就是建立“生态控制线管控体系”，将生态控制区与对应的相关政府管理部门对接，制定刚柔并济的生态管控要素指标。“这样，既可以管控生态控制总体目标，也可以具体到某一个生态要素，让生境网络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