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朱启钤等人在中央公园。

朱启钤

中央公园大门

春明馆亭廊

格言亭

唐花坞

　　现代著名实业家、古建筑学家、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1872年-1964年），在上世纪前半叶波谲云诡的动荡政局中，留下了不同凡响的人生履历，先后经历晚清、北洋、民国、日伪、新中国五个历史时期，曾出任北洋政府五任交通总长、三任内务总长，袁世凯称帝大典筹备处处长，一任北洋政府代理国务总理，新中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约代表，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届委员。其一生朗哲睿智，宦海沉浮，是非功过，毁誉不一。然而，他关注市政建设，热心公益事业，集平生智慧，首度规划改造北京旧城，创办中国营造学社，开发建设秦皇岛海滨，淋漓尽致地彰显了他的筹划与组织才能，至今让人赞叹不已。鲜为人知的是，北京第一座公园，也正是在朱启钤的积极倡导和悉心改建下得以应运而生的。

　　1. 公园前身“社稷坛”

　　中国古代，帝王在宫室的营造上，大都尊奉《周礼·考工记》的规定，崇尚“左祖右社”的形制格局。所谓“祖”，指祭祖的太庙，它是封建帝王奉祀历祖历宗的宗庙，亦是皇权世袭、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征。所谓“社”，指祭祀“社稷神”的社稷坛。社稷中的“社”是土地，“稷”是五谷，延伸开来，意指疆域国土、衣食之源。由于历代帝王都自命为天子，所谓受命于天，因此皆把“社稷”视为国家的象征，把“社稷神”看作极为重要的神祇。

　　北京社稷坛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即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以后。永乐皇帝在建造紫禁城的同时，还分别建造了社稷坛和现位于天安门东侧祭祖的太庙。社稷坛位于紫禁城之右，也就是西侧，这里在唐代是幽州城东北郊的一座古刹，辽金时代名叫兴国寺，元代被圈入大都城内，改称万寿兴国寺。明清以后，社稷坛和太庙便成为两代皇帝祭神祭祖的风水宝地。

　　社稷坛占地面积360余亩，主体建筑祭坛外呈正方形，寄寓“天圆地方”之意，是一座用汉白玉砌筑的三层平台，高0.96米，其周长上层为15.95米、中层16.9米、下层17.85米，四面各设四步台阶。祭坛上层按照我国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区域，分别铺设青、红、白、黑、黄五种不同颜色的土壤，俗称“五色土”。泥土由各地州府运送而来，寓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象征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以及金、木、水、火、土五行为万物之本。坛台中央立有一方形石柱，名为“社主石”，又称“江山石”，意指江山永固。坛台四周有三重围墙，内墙为壝垣（矮墙），初始时以砖砌墙，后涂上青、赤、白、黑四种颜色，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改为四色琉璃砖，与坛台相呼应。壝垣四面各有一座白石筑成的棂星门，肃穆庄严。中间一道名“坛墙”，坛墙与外墙之间，北有拜殿（又名祭殿，是祭祀日遇风雨时皇帝行礼的地方）和戟门；东为长青园，园内叠假山、搭花棚、筑花坛、置盆景；西有神厨（制作祭品、存放厨具之所）、神库和宰牲亭等建筑。

　　每年农历二月、八月的上戊日清晨，明清两代皇帝都会来到社稷坛举行祭祀仪式，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若遇出征、班师、献俘、旱涝等重大事件，也在此举行祭祀。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至清宣统三年（1911年），历任皇帝曾在这里带领皇亲国戚、权臣大吏举行过1300余次的祭祀大典，显现出社稷坛及其祭祀活动在皇室生活中的显赫地位和特殊意义。

　　2. 流言中艰难起步

　　明清时期，北京有不少皇家园林、私家花园，但没有可供民众游览的公园，市民的游玩场所只有城北什刹海和城南陶然亭等寥寥几处。辛亥革命后，社稷坛已失去它原有的功能，祭祀活动亦已停止，但它依然是皇家禁苑，不允许黎民百姓进入。

　　1913年3月29日，隆裕皇太后去世，北洋政府定于4月24日至26日在太和殿公祭三天。朱启钤时任交通总长，奉命负责天安门内外指挥等事宜。在社稷坛巡查时，朱启钤发现这里已然一片荒寂，荆莽丛生，蛇鼠为患。因为无人管理，看守的太监擅自种植苜蓿，饲养牛羊，以致粪便满地，污秽不堪。朱启钤不禁深感惋惜，嗟叹不已。然而即便如此，他还是清醒地认识到，社稷坛“地址恢阔，殿宇崔嵬，且近接国门，后邻御河，处内外城之中央，交通綦为便利”（《蠖公记事·序》），是开设现代城市公园的不二之选，因而萌生了把这块“地望清华，景物钜丽”的宝地，改建为北京第一座公园的念想。

　　不久，北洋政府接管社稷坛，朱启钤主持起草了《京都市政条例》，经国务会议同意，成立京都市政公所，专门负责城市总体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由朱启钤担任首任市政督办。1914年3月，朱启钤改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他向大总统提交了《修改京师前三门墙垣工程呈》，其中包括将社稷坛改为公园的建议和计划，得到了政府批准。

　　其时，社稷坛内凋敝破败，除了大片的荒芜草地外，只有五色土祭坛、拜殿等几座祭祀建筑，既无山水，也无亭台楼榭，乏善可陈。因此，当务之急是抓紧清理场地，修建景观。然而，缺少人手、资金匮乏，是朱启钤必须正视和亟待解决的两大难题。朱启钤找到步兵统领江朝宗，在他的支持下，调遣了工兵营前来协助。数百名士卒与民工们一起划片分段，平整道路，广植花木，引渠为池，累土为山，苦战十天，一举完成了繁重的清理任务。同时，在社稷坛正南面新开设了一座大门。

　　为筹措资金，解决建园所需的经费，朱启钤着手筹建公园管理董事会，自任董事长，发动绅士、商人踊跃捐款，规定凡北京居民或暂居北京者，捐款50元以上，企业法人捐赠500元的，可成为董事会成员。他自己率先垂范，带头捐款1000元。当时慷慨捐款者，不乏徐世昌、张勋、黎元洪、段祺瑞、杨度等中国近现代史上声名赫赫的社会名流。在各界贤达以及陆军部、海军部、内务部、财政部、交通部、中国银行、外交部的鼎力支持下，不及半年就筹集到63060元善款。

　　正当朱启钤集中人力、财力、物力，攻坚克难修缮社稷坛时，社会上却谣言纷传。满清遗老们对他把皇家祭坛改为公园的做法极为不满，如前清要员余綮昌在《故都变迁记略》中就“痛心疾首”地提出，社稷坛废于中华民国公园运动。朱启钤事后回忆说：“乃时论不察，訾余为坏古制侵官物者有之，好土木恣娱乐者有之，谤书四出，继以弹章，甚至为风水之说，耸动道路听闻，百堵待举，而阻议横生。”面对流言蜚语，他深感“所事皆属新政，建设之物，无程序可循，昕昕擘画，思虑焦苦……”（《蠖公记事·序》）但他不畏惧不退缩，为表明心志，还特意在社稷坛南门东侧清理出三间北房，改为董事会办公室，拟名“一息斋”，取朱熹的“一息尚存，其志不容稍懈”之意，藉以激励自己振奋精神，砥砺前行。

　　朱启钤坚持每天前往社稷坛办公，清晨六七点钟就来到现场指挥布置，晚上六七点钟仍伏案工作，一干就是数年。他围绕董事会确定的“依坛设景”的预案，按照园林建筑的构成要素，科学设计，精心布局，在保持社稷坛原有风格和布局的前提下，对遗存下来的五色土祭坛、墙垣等古建筑实施抢救性修缮。对园内数百株苍劲挺拔、遮天蔽日的古柏，朱启钤视若珍宝，于古树株数、树径大小，更是如数家珍，他亲自安排人员逐一造册登记，妥善管理。最终，整个施工过程中没有毁坏一株古树，即便有枯死的，也不忍心砍掉，竟别出心裁地把藤萝缠绕在枯树上，形成老树新藤相互映衬的奇特组合，令人击节称叹。

　　3. 公园首度对外开放

　　1914年秋，经过近一年紧张而忙碌的筹备、清理、改建，在基本完成古建修缮、南门新建、道路平整几项工程后，朱启钤决定在10月10日，即辛亥革命三周年纪念日那天，改“社稷坛”之名为“中央公园”（即今天的中山公园），试行开放三天，接待市民参观。北京第一座公园由此向公众揭开了神秘面纱，并且实现了城市建设中唯王权至尊的意识形态，向服务于市民生活这一理念的过渡与转变。

　　开放第一天，中央公园新建大门前交叉悬挂着两面五色国旗。京师警察厅派出200多名警员前来维持治安，京城内20多家“水会”的消防员在公园内支起席棚，设置消防用具，以防火灾。

　　时值十月，秋风送爽，枫叶红遍，随着公园大门的打开，京城百姓怀着好奇、欣喜的心情，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公园内植被丰富，古木参天，尤其是那一棵棵金黄色的银杏树，微风吹拂之下，满园尽带黄金甲。那朱红色的围墙，黄色的琉璃瓦屋顶，处处彰显出舍我其谁的皇家气派。虽然园内的亭台楼榭、茶馆酒肆还没有建好，但是社稷坛的核心建筑犹在，且修缮一新，皇帝祭祀时行经的御道、陈列的祭器，也都一一如旧。园内游人如织，摩肩接踵，大家都想亲眼见识一下皇家坛庙究竟是什么模样，都想看看新式公园又是怎样的容颜。

　　昔为皇家拥有，庶民根本无缘问津的社稷坛，现在一下子改建成为百姓休憩娱乐的活动场所，这是亘古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京城市民为之雀跃欢呼。中央公园开放三天的火爆盛况，当时的《市政通告》宣传说：“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每天游览的人，居然过了千啦！”事实上，中央公园开放首日，游园者数以万计。

　　显然，在社稷坛的基础上修建公园，其指导思想不外乎是希望每一个中国人都心中有神，能正确认知社稷坛的历史文化内涵，要感恩土地、敬畏自然，要勤于稼穑、珍爱五谷。所以，后人对朱启钤首倡“公园开放运动”及其改建中央公园的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彼时，都人耳目于公园尚少见闻，而朱公独注意及之，以社稷坛旧址，古柏参天，极奥如旷如之至， 而地处都市中心，尤为难能可贵。用是披荆棘，辟草莱，经之营之，蔚然为京市首出之游息地。促进文化，嘉惠市民，若朱公者，真社会之福星，当为吾人所公认者也！”（朱深博《中央公园廿五周年纪念刊·序》）

　　4. 中央公园的后续建设

　　中央公园开放后，朱启钤一鼓作气，对园内基础设施、服务内容进行整体规划、增补建造，又新建了许多具有公园功能的景点，添加了不少体现园林艺术的景观，修建工作一直持续到1939年。可以说，公园的每一个角落，无一不渗透着朱启钤的才思和心血。

　　1915年，公园西南部率先建造了中西合璧建筑唐花坞，整体样式为飞燕展翅，是一座新式的培育各种名贵花木的温室花房，也是公园内常年展览花卉的地方，堪称京城花事一景，匾额由董寿平手书。唐花坞前面开挖精致的湖泊，周边布置假山，西侧是颇负盛名的“兰亭八柱”，系从圆明园遗址整体搬迁而来。亭中石碑正面刻《兰亭修禊曲水流觞图》《题记》，背面刻乾隆皇帝赋写“兰亭”的诗作，八根石柱上分别镌刻着历代书法家和乾隆临摹的《兰亭集序》帖。

　　公园南大门内修建格言亭，资金由朱启钤的好友，实业家、慈善家、时任总统咨议的雍涛（剑秋）捐赠。格言亭是全园唯一一座仿西洋式建筑，外呈八角形，用八根石柱筑成，直径6.6米，高约8米，亭柱上镌刻着孔子的“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孟子的“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岳飞的“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等语录，有丰富景观、劝诫世人的作用，亭外围以栏杆，后迁建至公园东北部。

　　而沿西墙近西北一带，则新建春明馆、绘影楼、长美轩、四宜轩等多处各具特色的新式茶座、中西餐馆，出售茶水，为游客照相，是当年文人墨客休闲娱乐、请客会友的雅集之处。

　　公园东南部则新建古朴典雅的来今雨轩、投壶亭、松柏交翠亭。来今雨轩是典型的民国建筑，红砖墙、歇山顶、廊柱，室内铺设木地板和护墙板，匾额由徐世昌书写，署名“水竹邨人”。它集茶楼、饭馆于一体，以经营红楼家宴和川贵风味菜肴为主，是各界名流聚会的首选之所。庭院内花草环绕，松柏森然，假山小桥、喷泉瀑布相映成趣，风景极为优雅。此外，靠中轴线偏西南之处，整体移建了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原位于正阳门内兵部街鸿胪寺衙门内的习礼亭，单檐攒尖，黄色琉璃瓦屋面，它是明清两朝初入京的文武官员、少数民族首领和外国使臣朝觐皇帝前的习礼之地。

　　与此同时，朱启钤在公园东门内驰道之南创设了行健会，设置棋、球、投壶室，以及室外网球场、射圃。行健会是北京最早的民间体育组织，实行会员制。在社稷坛西南角神库内创建了卫生陈列所，展陈衣服卫生、饮食卫生、居住卫生、儿童卫生、卫生常识、花柳病、肺痨、传染病、医药等十组实物和医学标本，它是北京最早的群众防病知识宣传阵地。朱启钤还匠心独运，一是在唐花坞与兰亭之间，连接了曲折往复的东西长廊和一座敞亭，既可挡风遮雨，又能怡情养性，而所需建材均使用1913年修缮正阳门时，拆除天安门两侧千步廊的木料；二是将圆明园遗存的“青云片”“青朵”“搴芝”“绘月”等珍贵太湖石移入公园，点缀各处，颇有画龙点睛之效。

　　此后，朱启钤又在公园西南部修建了水榭，从河北运来北宋时期的石狮；在北部开辟公共图书阅览室，建造了北京第一处保龄球房，儿童体育场、滑冰场、高尔夫球场等健身场所也相继开设，中央公园从此成为那个年代最具吸引力、号召力、影响力的公共文化、休闲、健身场所，闻名遐迩。

　　社稷坛的公园化改造，经过20余年筚路蓝缕的历程，浸淫了朱启钤毕生的智慧、胆识、勇气和魄力，那亭台楼榭、花木山石，在目睹朝代更替、感受岁月沧桑、见证社会变迁的进程中，如一曲凝固的乐章，不时发出浅吟低唱、抑扬顿挫的旋律，日渐凸显出现代化公园的迷人魅力，成为市民心驰神往、流连忘返的城市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