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构园游园活动而产生的园林游记在中国古典文献中有大量的作品传世。中唐之前游园之作多为“赋”“序”的文体形式，中唐之后以“记”体为主。随着园林的兴盛，不仅涌现了大量单独篇翰的园林游记，还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园林游记汇录。如宋代张礼的《游城南记》、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周密的《吴兴园林记》、王世贞的《游金陵诸园记》皆为记述游园而生成的园录。刘侗《帝京景物略》、孙国敉《燕都游览志》等虽不是记园专书，但也有一定数量的园录。

　　园林游记因游园林而记，与山水游记同为游记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游记文献载录可见其园林特性和文类独立性都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文献编撰者多将两者混而同一，共同载录。如宋人陈仁玉所编《游志》的存世目录，元末明初陶宗仪编撰《游志续编》，明代何镗辑录《古今游名山记》，王世贞《名山记广编》，皆可见园林游记和山水游记混录的情况。即使清代吴秋士删繁就简辑录而成的《天下名山游记》还是将少量的园林游记置于其中，如《赐游西苑记》《游梁氏园记》。清人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四帙十五卷至二十八卷收录山水游记，尽管编者按照游览对象做了较细的分类，但还是将园林游记和山水游记置于同一类属。最典型的是明代王世懋撰《名山游记》，共收八篇游记，前七篇是游名山记，最后一篇《游溧阳彭氏园记》则为园林游记，显然是把园林游记和山水游记混同了。

　　不过在类书文献中，明代贺复徵《文章辨体汇选》专设了“园墅”门类，清代蒋廷锡等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经济·考工典》专立园林类目，其中“园林部艺文”收录园林游记，如苏轼《灵璧张氏园亭记》、刘因《游高氏园记》、王思任《游寓园记》等。这说明古人也注意到了记园文学的园林特性，有初步的园林文学类分意识。可惜这样的文学意识在后世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在当代中国古代游记研究中，山水游记以其文学性、舆地记因其地理学价值备受关注，而园林游记尚未得到应有重视，无论是游记次文类的划分、游记史、文学阐释研究都鲜有提到园林游记。唯李浩教授在《微型自然、私人天地与唐代文学阐释的空间》一文中首次提出“园林游记”这一命题，其游记类分观点和园林文学观念值得重视并得到学术回应。园林游记研究无论对文学还是古典园林艺术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应当深研细究。

　　事实上，园林游记和山水游记同为游记中的重要次文类，它和山水游记虽有一定关联，在文学发生的动因、写作方法、篇章结构等诸多方面都有共性，但也以其园林文学特性而有别于山水游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游赏对象不同。园林游记的游览对象为园林，园林是人工营造的“第二自然”。园林内花木栽植、叠山理水、疏渠汇池、养畜禽鸟、安设亭榭等都要遵循造园原则精心卜筑，正如明代祁彪佳的治园理念“如名手作画，不使一笔不灵；如名流作文，不使一语不韵”（《寓山注·序》），用诗心画意方可构成富有情韵的审美空间。如李复《游归仁园记》记述中书侍郎李邦直的归仁园，“南引伊水，舟行竹间”，方塘内“新荷方出，若敛而羞”，“穿深径，度短桥，登草堂，清池浮轩，竹树环舍，蓊郁幽邃，与外不相接，若别造一境”。曾三聘《冈南郊居记》“余步自东，登梅台，入海棠洞，之云岑，玩东南诸峰，眺牧野，俯莲湾，还憩林屏，以会于西径；经杏园，登松皋，晞朝阳之温，伫夕月之辉，意得自适，非饥与寝，辄忘还也。”明代米仲诏的勺园“太乙叶”周遭白莲环合，“翠葆楼”四围玉竹环拥（孙国光《游勺园记》），园林中的山水自然都是审美观照后的第二自然，且与建筑相映成趣，浑然一体，形成特定景境。计成所言“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园冶》）强调的正是园林的自然性与设计感的完美统一。

　　山水游记的游览对象多是原生态的自然山水，未经人工开发改造，构成可游不可居的公共与开放的审美空间。如袁枚《游黄山记》中立雪台穿石而生的古松，大小清凉台下如笔、如矢、如笋、如竹林、如刀戟、如桅杆的山峰，都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环山多杰木，丝杉翠柽，千千万万，若神官苍士，联幢植葆，骈邻倚伏，沈毅而有待者”“由西峰之北数百步，矻然巨石，屏张笏立，上下左右可再十尺，划而三之，若‘川’字”（蔡襄《游径山记》）。文中描绘的高大原始树林，如同屏张笏立的巨石无不彰显着大自然的神奇魔力。山水游记一般在游记文献的名山记中载录，也体现了古人文学意识中山水的纯自然指向性。

　　其二，游赏体验不同。园林游记书写丰富多样的园林生活体验。公共园林主要为娱乐性游园体验，嘉令时节人们游赏园景，观看杂技、百戏、乐舞等，如符载《上巳日陪刘尚书宴集北池序》记载的就是游园观看盛大赛龙舟活动的情景。欧阳修的《真州东园记》记载扬州东园“嘉时令节，州人士女啸歌而管弦”的游园盛况。其他类型的园林主要表现为优雅安适的园居生活体验，既可游园尽享四时美景，又可抚琴、弈棋、吟诗、饮酒、品茗、赏曲、典籍整理、金石鉴赏、参禅论道、教课子孙等，具有浓厚的文化意蕴。如黄裳写其友人“乃之圃之中，讽遗编，鸣寒弦，衔素杯，战枯局，联诗篇，点花数，与忘形交，于此为谈笑，以寓道情之至乐”（黄裳《默室后圃记》）。园居生活充满文人高雅的意趣。张守《四老堂记》：“时曳杖步屟，徜徉其间。老兄弟间来问疾，则相与讲卫生之经，谈出世之法，醉贤人之酒，而饱腐儒之餐。”张守退老园林享受天伦之乐，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陈维崧《依园游记》：“先生与诸客分踞一胜，雀炉、茗碗、楸枰、丝竹、任客各选一艺以自乐……梨园弟子演剧，音声圆脆，曲调济楚……”扬州知州毕载积于康熙三年（1664）在依园游园会友，众宾选艺自乐，同赏剧曲，尽显雅人深致，极尽人间清旷之乐。园林内既是生活空间又是文化空间，诗性栖居的园林生活闲雅逸乐，具有浓厚的文化气息和高雅格调。

　　山水游记书写的是畅游自然山水的居外体验，如曾巩的《游山记》、钱谦益的《游黄山记》九篇等，表现涉险历奇的自然之乐，相对单一，不同于园林多元生活的晏处之乐。

　　其三，游赏解悟不同。园林游记重在书写对园林景、人、事的解悟，抒发园林幽情，寄托精神追求，表达园林兴废迁化之思。黄庭坚的友人时运不济，仕进无门，退而卜筑南园，园中种竹，竹中作堂，名曰“青玉堂”。“岁寒木落而观其色，风行雪落而听其声。”（黄庭坚《东郭居士南园记》）东郭居士观竹色听竹声，以竹表达自己的精神追求。游园者解悟到的是竹子和园主高标孤傲的品性。兰、竹、梅、菊、桂、松、柏等植物都是园林重要景素，无不体现着文人趣尚和精神气质，是文化符号亦有象征意义。王思任《游寓园记》写到园中“笛亭”乃削竹为亭，赏之而知“存中郎旧事”，言指蔡邕逸事，“昔吾尝经会稽高迁亭，见屋椽竹东间第十六可以为笛，取用，果有异声”（张骘《文士传》）。“笛亭”不仅承载着悠远的文化内涵，也传递出园主雅好竹笛清音的志趣。

　　北魏杨炫之对洛阳园林的兴废之叹在宋代李格非那里得到了强烈的呼应，“园圃之废兴，洛阳盛衰之侯也”（《洛阳名园记》）。此后，王禹偁在皇祐元年（1049）与紫薇郎毕公游李氏园林写下《李氏园亭记》，记述了李侯“不议物之贵贱，不计时之有无”，花费巨资建造园林，但园林几经磨难未能善保的事迹，悲叹“吾见乎为公侯广第宅，连坊断曲，日侵月占，死而不已。及乎坟土未干，则为子弟狱讼之具者，亦足悲也”。正如陈子龙游王世贞弇园所慨叹的那样“风流摇落无人继，独立苍茫异代心”（《重游弇园》）。

　　山水游记重在表达游赏自然奇观的解悟，如袁枚《游庐山记》、姚鼐《登泰山记》惊叹庐山、泰山的奇险景观；袁宏道的《满井游记》写早春出游“若脱笼之鹄”，感受置身自然的舒放之乐；方苞《游雁荡记》见山之“岩深壁峭”而生“严静恭敬”之心，解悟“成己成物”的“守身涉世”之道，阐发处事哲理。

　　园林游记伴随着园林的兴盛和游园活动而生成，与山水游记双峰并峙，二水分流，是游记中的不同次文类。园林游记以园林为书写对象，构筑起特定的文学空间，体现出园林文学的特性。

　　（作者为商洛学院人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