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庭园有着绵长的历史，无论是大名鼎鼎的巴比伦空中花园，坐落于中国西安的上林苑，还是波斯和莫卧儿的园林，都惹得西方国家心驰神往。自植物猎人罗伯特·福琼到中国采集茶树之后，不少人纷纷效仿，他们将东方体量惊人的植物进行采集并整理出版，并且收集了大量有关植物的绘画作品和文字作品，除东方艺术家为植物自发创作的作品之外，他们还请到当地艺术家绘制了美丽的可永久保存的图像。

　　这些珍贵的资料对于植物艺术史研究者西莉亚·费希尔来说是令人惊喜的宝藏。认真钻研之后，她结合自己多年的研究创作了一本书——《东方草木之美》，在这本书中费希尔的叙述不拘泥于植物的生物特征，还介绍了这些植物的来源，以及更早懂得欣赏、培育并且歌颂这些美丽植物的东方民族为它们写下的只言片语。文字之外，费希尔从大英图书馆的古籍、手稿及绘画里挑选出稀有图片，这些图片大多来自亚洲及中东的艺术家，题材广泛，风格各异，富有史料价值，如波斯细密画、日本浮世绘、中国水墨画、缅甸画等等。

　　作者西莉亚·费希尔是一个西方人，她通过这些来自东方的植物讲述着曾经发生在东方的历史故事。也许，这本书正可以为我们提供这样一个机会：跟随费希尔以一种西方视角欣赏东方神韵。

　　丁香（蒲桃属）

　　东南亚地区利润丰厚的香料生意吸引了中国和日本的船只穿越印度洋而来。马鲁古群岛产的丁香是最让人趋之若鹜的，人们为了用作调味，会在香气袭人的鲜花还是花苞的时候就将其采摘下来。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用它们拯救变酸的葡萄酒，因为漂浮在酒中，由此而得名Cloves（在拉丁语里意为“指甲”）。丁香还有个作用是缓解牙痛，在那个时代里，这样的感染可能是致命的。当荷兰人在17世纪进入黄金时代，他们小心翼翼地把持着这项贸易，直到1795年，荷兰被法国入侵，这倒使得英国人乘虚而入打破了垄断。丁香和肉豆蔻相继传到其他各地，包括槟城（马来西亚的战略性重镇，于1786年成为英国的租借地）。上图中展现的是斯坦福·莱佛士在1805年登陆时，第一次看见香料种植园的景象。之后，他成了苏门答腊岛总督，于是他在明古连的住所就变成了他的自然历史收藏品的中心，也成了一处画家工坊。房子四周是胡椒、肉豆蔻和丁香的种植园——莱佛士夫人喜爱这里的理由是“它们枝繁叶茂，空气中飘荡着调料的香气”。

　　郁金香（郁金香属）

　　在中亚地区绵延数百英里的山谷中，有野生郁金香的地方就有贸易线路。人们在市场上交易郁金香的球茎，然后把它们运到果园或者葡萄园里将其驯化，就这样培育出了丰富多样的变种——准噶尔郁金香，园艺郁金香主要由它培育而来，是最为多样的郁金香之一。

　　莫卧儿皇帝见证了郁金香的传播。巴布尔从喀布尔的平原上认识了它们，并在他征服了撒马尔罕时描述了他见到的这种花，并把它们种在他建造于印度的花园中。他的孙子贾汉吉尔最爱的花园位于克什米尔。“在让人沉醉的春日里，”他在 1620 年写道：“山川和平原上都开满了鲜花，郁金香如同一把把火炬，把庭院和屋顶都点燃了。”贾汉吉尔提到的是绵毛郁金香，它们在包括清真寺在内的屋顶上驯化而成。后来的诗人们（效仿波斯诗人奥玛·海亚姆和土耳其诗人哈菲兹）纷纷赞美郁金香道：“难道是那郁金香，知道这人世间的变化无常；在那绿色枝干上的，是她穿越荒野时随身带的酒杯。”对于向西迁移的土耳其人来说，郁金香是非常出众的园艺花卉，而且他们培育出了一种花瓣细长的郁金香，给它们起的名称也很形象：玫瑰箭、石榴长矛和大臣的手指。

　　紫罗兰（堇菜属）

　　三色堇有大花和小花之分，它们的英文名有两种，大花三色堇叫作pansy，小花三色堇叫作violet。在中国和日本，作诗和赋诗是古代王公贵族和文人们的一种消遣游戏。斗诗会上，人们你来我往，赋诗饮酒。在温暖的夜晚，大家坐在河渠两旁，把自己的诗词放在点了蜡烛的小小竹船上，顺流而下。诗句会围绕一个主题组成链接诗，比如就像《春日春夜》这首 8 世纪的日本诗歌里写的：“带着轻松的心情摘下紫罗兰，它就不会离开了，我用了一个春天的夜晚待在这片田里。”由 17个音节组成的俳句，是日本最短的诗歌形式。一提到俳句就不得不提 17 世纪的俳圣松尾芭蕉，他将自己环游日本的经历写成了俳句“山路费寻攀，居然眼见紫罗兰”（《登山》）。

　　莫卧儿诗人也从紫罗兰这里得到了灵感，认为它们虽然有娇弱的易弯折的花茎，其实如此谦逊的外表之下也有着令人愉悦的芬芳。莫卧儿王朝时期，沙贾汗的宫廷诗人就写下“紫罗兰设下了一个迷人的圈套”的诗句；春天，贾汉吉尔则会漫步在他最爱的克什米尔花园中吟诵道：“紫罗兰编好了它的辫子，花蕾在正中心打了个结。”

　　茶

　　茶能成为西方社会中的流行饮品，中式茶壶和茶杯为之增色不少。清朝抵制西方国家的商业扩张，最后在西方坚船利炮的武力之下，才同意通过真金白银来进行茶叶贸易。在这种紧张的形势之下，植物学家罗伯特·福琼来到中国内陆，以期寻找适合送往印度的茶树苗——印度茶树园里最早的一批树苗就是从广东（广州，这里比茶树的产地要往南许多）走私出来的。

　　福琼于1842年抵达中国，此时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接近尾声，中国向英国割让了香港岛，并开通了五处通商口岸，其中包括上海。尽管福琼后来被禁止去往中国内地，但是他对于茶树种植和茶叶生产的记录让他获得了东印度公司的资助，后来他被派往中国。

　　1848 年，福琼乔装成中国人的样子，乘船沿着内陆的水道航行，步行翻越高地，到访了绿茶和红茶的产区，并且发现了这两种茶在生产过程中的主要差别。根据一些西方商人的中国顾问的建议，福琼于1851年前往印度加尔各答时，随行带走了大量茶树苗以及一队制茶工人。但是最后人们却发现当地的阿萨姆茶树（原产于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的野生品种）更能适应印度的气候，也更符合欧洲人的口味。

　　（节选自「未读·探索家」新书《东方的草木之美》，2019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