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地城市在英国工业革命后迅速发展，城市化成为现代化进程的必要前提。城市不断扩张，面积扩大，人口增长，密度增加，住宅短缺，逐渐凸显出“城市病”：空气污染，生态失衡，交通拥堵，垃圾绕城，人口密集，人居环境恶劣。这是增量型的城市发展思路。曾经的“雾都”伦敦，以及发生过严重光化学污染的洛杉矶，都是城市急剧扩张的案例。

　　20世纪初出现了“大城市郊区化”，都市上层人士迁出市中心，到郊区居住，避开城市污染和恶劣的人居环境。例如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议员、白领们，很多都不住在市区内，有些城市甚至出现“空心化”现象。莫斯科居民也喜欢去郊外，很多家庭在郊外有度假别墅。但是，城市中心区毕竟是城市公共服务的集中地，优质教育资源，医疗机构，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大剧院等高端设施，以及金融服务、电信服务、商业服务等都在城市中心，离开市中心，会有诸多不便。

　　在城市化达到高潮的时候，专家们提出了“逆城市化（反城市化）”的概念。其内涵，一是将乡村元素（绿色、田园、农耕、生态）植入城市，使城市景观与乡村景观融为一体。在巴黎、日本、伦敦、堪培拉都有这样的融合景观。二是将城市的产业、产品、资金、人才导引到乡村，以城市反哺农村。目前中国正在发展的特色小镇建设，就是后一种模式。

　　郊区化和逆城市化，其视野都有一个盲点：城市业已存在的空间、存量土地、旧街区的历史价值、旧建筑物的高效化集约化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国家开始大规模重建城市空间，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和美国、日本、韩国都率先开始在存量资源的基础上，进行城市更新。相对于城市“摊大饼”式的扩张模式，城市更新更能挖掘老城市的潜力，利用老城市的资源，激发老城市的活力。伴随着世界全球化的发展，城市更新理念被世界各国认可，成为城市发展重建的新模式。

　　中国接受城市更新理念比世界潮流晚了大约半个世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国各地城市发展的思路是向外扩张，设法扩大辖区面积，道路发展为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将县升格为区（或县级市），基本上没有考虑城市存量资源、老城区、废旧建筑物的开发利用，也就是说，还没有“城市更新”的概念。九十年代以后，由于土地资源极其稀缺，以及“郊区化”的公共服务难以均等化，城市发展理念才有了根本性的转折，人们开始注意到半个世纪前欧洲的城市更新运动，认识到在“增量”之后必须重视“存量”。

　　广东省将“城市更新”概念具体化为“三旧”改造，于2009年8月发文《关于推进“三旧”改造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若干意见》（粤府〔2009〕78号），2016年又发文《关于提升“三旧”改造水平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粤府〔2016〕96号），推动城市更新。2018年4月，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印发了经省政府同意的《关于深入推进“三旧”改造工作的实施意见》，“三旧”改造大范围深入开展。广州市2012年即开启“三旧”改造大幕，计划10年内要把138条城中村都改造完，改造规模将拆建房屋1000万平方米，这在广州城建史上尚属首次。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胡刚认为，旧城改造就像政府找到了一个“金山银矿”，“通过土地改造获得增值效益”。广州市政府于2019年4月发布《广州市深入推进城市更新工作实施细则》，进一步从城市更新的高度确立了老城区改造的思路。

　　广州是一座有2200多年历史的老城，是全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改革开放40多年来，广州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现代产业、城市空间、商业布局、交通设施、人居环境、人文氛围等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和完善。

　　上个世纪下半叶开始的世界性的城市更新运动，以及全球化的潮流，本世纪以来以加速度影响了中国的城市建设，各地纷纷提出城市更新的大课题。广州是一个超14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全国中心城市，又是一个老城市，面对经济社会新发展，世界城市发展的新动向，以及城市大规模扩张后出现的环境、交通、城市特色保存方面的困境，广州城市更新的任务十分迫切。

　　城市更新的内容涉及诸多方面，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彰显城市本土文化。而这一点，往往是城市更新主导者容易忽略的内容。文化发展战略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战略，特别是大城市，文化是引领、是灵魂，它决定了城市的品位和影响力，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作者系文化学者，博士，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原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