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改变了我们生活的方式。整个社会和工业将受到长期而显著的震荡，其中许多必然会影响我们设计建筑和城市的方式。在过去的几周内，福斯特事务所的城市设计队伍在探索近期城市规划的快速发展将如何影响和塑造伦敦和世界上其他城市的未来。

　　挑战和机遇
　　仅仅几个月之前，席卷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变化还被认为是不可想象的：社会隔离，在家工作和学习，以及每日政治简讯的科学导言。尽管一些紧急措施将在疫情平稳后缩减，另一些将会在可预见的未来内持续发挥作用。由于对疫情的回应现在进入了下一个阶段，我们正在探索如何驾驭此次危机，为社会带来积极的改变。带着对我们的家庭城市的特别关注，我们将粗略地描绘三个帮助伦敦度过新冠肺炎并在疫情即将结束时繁荣起来的战略。

　　病毒传染病对伦敦而言并不陌生。十六十七世纪出现了多次瘟疫蔓延全城的情况，接着是特别严重的1854年 Broad Street霍乱大爆发。在1918年灾难性的西班牙流感爆发之后，这座城市有一个世纪未遭受任何严重的传染病影响。但高达890万的人口密度为病毒创造了绝佳的温床。所以此时此地我们又重蹈覆辙，只是这次有了现代及其和电子技术来帮助我们抵抗病毒。有条件的人从城市逃往乡村以寻求安全的距离，根据最新数据，他们大约有25万，占总人口的2.8%。剩下的人在公共场合必须保持12㎡的社会距离——这对大多数人来说过于严格，对大多数基础工种完全无法实现。

　　全世界在封锁期间采取的许多预防措施挑战了城市最重要的基础，以及我们作为城市设计和规划者的的雄心。我们通常设计公共空间以促进人群集聚。然而，新方针禁止家庭之外的社会活动。我们通常认可公共交通的重要性。然而，我们看到伦敦交通局禁止除基础工人外的一切人员使用地铁和公共汽车。我们通常赞美当地的主要街道以及充满活力的市场。然而，这次的危机促进了零售业向线上转移，未来主要街道的经营前景堪忧。尽管谈论新冠疫情之后的新常态还为时过早，我们相信这是一个催化我们建成环境积极转型的机会。

　　花园街道
　　从卫星图上看，伦敦的植被十分繁茂，约有800平方千米的绿地。然而，其中只有26%向公众开放，另外36％关在私家花园里，剩下的则大部分则被封锁起来，作为农业用地。这次的传染病凸显了这种空间上的不平等：在拥有私家花园的人和没有私家花园的人之间，在易于进入公共绿地的人和住所远离公共绿地的人之间。一个补救这种可达性上的不平等的方法是收回汽车的空间，将它们交还给人们。19世纪末的花园城市运动旨在结合自然的健康功效和城市的便捷生活。如果伦敦从花园城市指南中解脱出来，将它的街道变为围绕住宅的微型绿带，会怎么样呢？在日本，医生经常为某些特定疾病开出在自然中度过一段时间的药方，这种治疗方式越来越多的被关于亲生命性（biophilia）的科学和它对身心健康无数的益处所支持。为伦敦居民提供更加绿色、安全、友善的，以及更进一步，更加健康的街道，必将减轻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压力。

　　居住在一个像伦敦这样房价高昂的城市，是以私人空间为代价换取公共空间。我们中的许多人为了使住所靠近首都中最受欢迎的几个地点，生活在鞋盒般的公寓中。但在封锁期间居住在伦敦，意味着被剥夺了这些带给我们社会安慰、使我们离开狭小的家获得短暂休息的博物馆、餐厅、音乐厅和俱乐部。然而，这些美好的室内场所的关闭也使我们发现了自家门前美好的室外场所。近期，CityLab 号召全球人民创造关于他们隔离期间的生活的地图。这些从世界各地的城市寄来的手绘地图中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是当地的公园和阴翳的街道。建筑看起来几乎消失了，它们的消隐显示出的正是这些街道、花园和公园。

　　21世纪以来，城市越来越多地将投资放在人而非汽车上。仅举几例，如巴黎海滩，塞纳河沿岸的季节性人工沙滩；墨西哥城的改革大道，每周末骑行者优先通行；以及纽约的时代广场，现在有一个永久性的行人广场。除了这些引人注目的城市项目，需要的是对住区街道层级的小尺度策略性干预给予更多分散的投资。当然，并非所有街道都是平等的，一些比其他的更易于改造。决定哪条社区街道可以被改造需要系统性的筛选过程，考虑交通流线模式，与绿色基础设施的距离，以及社区的需求。

　　现成的案例研究，比如德比郡口袋公园和梵高步道（VanGogh Walk）证明了城市针灸——在建成肌理中进行的小规模策略性的干预——拥有造成巨大影响的潜力。尽管社区感这种质量上的好处很难量化，对1995年致死的芝加哥热浪具有开创性的社会学分析发现，社会隔离是死者共同的特点，而强有力的社区支持——在多年来的门廊闲谈和街区派对中培养巩固——确实拯救了生命。如今我们有应用程序和社区援助小组以强化社区感，但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场所——公有的前院而非停车位——在那里邻里可以聚集，孩子可以玩耍。

　　主动出行
　　在伦敦，平均的通勤时间是单程42分钟。一个平均寿命的伦敦人花费整整一年在交通上，总行程超过225000千米——相当于绕赤道5.5周。在封锁之前，伦敦35.5%的行程依赖公共交通，37%使用私人机动交通，25%的出行者选择步行，而只有2.5%选择骑行。尽管封锁之后伦敦路上交通减少了85%，汽车租赁量明显增加。这说明那些害怕在公共交通中感染病毒的人带来了汽车通勤量的上升。这个潮流威胁到限制城市内由汽车交通产生的空气污染的长期努力。由于公共交通会继续成为出行者不安的来源，合理的解决方式是投资人行道和骑行的基础设施。

　　被当地和中央政府的应急能力鼓舞，全世界的城市正在拓宽自行车道和人行道：隔离以来，巴黎增加了650千米的自行车道，利马（Lima）增加了300千米，纽约增加了64千米。类似的，尽管更为谨慎，全英国都在推出措施，包括道路封锁、限速、快闪自行车道和更宽敞的人行道。在2016年，伦敦认命了第一任步行和骑行委员，标志着这个个城市已经朝着“两条腿和两个轮子胜过四个轮子”的战略前进。而目前的危机为加速这个变化提供了史无前例的良机。伦敦市长和伦敦交通局最近公布了他们的“伦敦街景”项目，将迅速改造伦敦街道以适应隔离解除后可能出现的骑行量十倍增长和步行量五倍增长。政府还许诺投资20亿英镑来发展主动出行。

　　识别合适的路径是一个有挑战性的任务，因为出行规律和交通模式可能发生转变。设计者需要遵从当地权威的意见，以识别适于创新性再利用的街道。同时，鉴于政府的开放数据政策，我们可以挖掘上百个数据库，从而建立对当前基础设施更全面的理解，并设想出将街道多目的化以适应主动出行的创新性解决方案。

　　例如，由伦敦大学学院巴特莱特建筑学院的Nicolas Palominos博士研究员创造的可自由进出的街景名称数据库，允许我们放大一个典型的伦敦住区街道，找出回收没有被充分使用的停车空间的可能方式。如今，一般的住区街道为机动车提供三分之二的宽度，只留下三分之一给行人。两条狭窄的人行道与车道并行，本应该是前院的地方往往无法使用，很多这样的空间被垃圾桶占据。我们的期望是，街道被转化为社区空间，一个公共场地而非一条贯通的路径。一体化的停车创造了优先考虑步行和骑行的机会，被收回的土地能够被用于创造有更多植物、休憩机会和一个能够解放前院的集中式垃圾槽的地方。当然，首都中没有两条相同的道路，每条道路都应该得到一个定制化的设计反馈。但政策、数据库和设计工具已做好准备来迎接这个挑战。

　　重构主要街道
　　在伦敦，平方英里和西敏市仅占据1.5%的土地，却提供了首都25%的工作。仅仅是这两个区域的权威机构就提供了多达当地居民人数7.5倍的工作，这解释了日常通勤时人们涌入这两个工作中心的拥挤状况。在2019年，英国在家办公的人口比例只有5%。现在，由于对新冠病毒危机史无前例的回应，这个数字达到了50%。有理由说，向在家工作渐进式的演化已变为一场在家工作的革命。劳动力向这些集中办公场所的回归将会是一个缓慢而艰难的过程。它甚至或许永远不会完成，因为在家工作的可能性对员工和雇主而言都变得更有吸引力。

　　将视线放回1943年，伦敦议会指定规划师Patrick Abercrombie和John Henry Forshaw研发一个帮助伦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重建的计划。他们的“伦敦社会和功能分析”仍然是伦敦最具标志性的地图之一。这张地图将伦敦描绘为社区的聚合体，每个社区都由一条作为商业中心的主要街道所界定。这些主要街道大部分保存至今。然而，许多主要街道遭遇了顾客行为的转变，威胁不仅来自网络零售商的兴起，也来自伦敦西区零售集聚和新建的购物中心。尽管伦敦大多数著名的零售街道能够从所有权或管理结构的一体化中受益，这帮助它们在一个更具挑战性的世界中存活下来，房屋出租（to-let）标识在全国许多更小的主要街道上已经随处可见。

　　在传染病迫使主要街道上除了食品店和药店的商铺关闭之时，与此相伴的在家工作的革命可以成为使当地主要街道焕发活力的催化剂。在整个首都，38%伦敦人的住所距离主要街道只有不超过3分钟的步行路程。还有更多人只需5或10分钟舒适的步行，或一小段骑行就可以到达主要街道。主要街道上空置的房产可以成为社区联合办公空间或其他支持功能的温床，提供一个十分必要的不同于在家工作的情景。基于一个由我们自己的同事开展的研究，显然，许多人会选择更加弹性化的工作条件，允许他们在家或在离家很近的联合工作空间工作。在住宅建筑适配于我们的新型弹性化工作状况之前，一个小规模联合工作空间的发散网络可以成为新的主要街道旗舰店，允许居民在当地工作和娱乐。这也将一定程度上促进乏善可陈的住区飞地和肮脏的主要道路转化为充满生机的混合用途的邻里社区。

　　浴火重生
　　纵观历史，伦敦曾被大火吞噬，遭瘟疫肆虐，在战争中被轰炸，这一切只是让它变得更加强大和坚韧。1666年的伦敦大火的灰烬中，诞生了一个被砖、灰浆和石头武装的城市。1848年的霍乱带来了公共卫生方面的重要进步，并给了我们沿用至今的Joseph Bazalgette的下水道系统。许多有公共重要性的建筑填充了二战轰炸中留下的弹坑，例如南岸中心的皇家节日音乐厅，以及巴比肯的混合用途社区和机构，引领了全城范围内市民和文化的复兴。

　　危机和灾难使我们集中精力，强化了我们保护生命的使命，并在这个过程中改善了生活的质量。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良好的治理和政策，使这些进步的变化得以发生。然后，设计者可以朝着更加健康的街道，重新焕发活力的主要商业街，以及适应性更强的社区的目标重新设想和设计我们的城市。关于降低我们工作、购物和就餐的场所的人口密度的讨论在未来的几星期乃至几个月都会持续出现，重要的是不能将城市作为替罪羊。我们必须记住，比伦敦人口密度更高的城市，例如东京和首尔，都挺过了最糟糕的危机，而一些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的城市，例如意大利北部，受到了更严重的损害。找出这种不一致的根源或许需要很多年，但我们绝不能将这些年月浪费在漫不经心地妖魔化人口密度和贬低城市上。城市是，并且永远是进步的发动机，是创新和创造力扎根的场所。对新冠疫情的回应对伦敦和世界上许多其他城市而言是有分水岭意义的时刻。就像曾经的危机那样，我们相信伦敦会在其他方面显得更强，因为这里大量人才将会把挑战转化为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