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运河延绵千里、跨越古今，是祖先留下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随着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顺利推进，纵贯近3200公里的大运河正在成为一条绿色生态带、璀璨文化带、特色旅游带，焕发出勃勃生机，成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动实践。

　　2021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会同相关部门编制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十四五”实施方案》提出，到2023年，大运河相关世界文化自然遗产保护水平迈上新台阶，有条件的河段实现旅游通航，绿色生态廊道初具规模，大运河旅游精品线路和品牌初步创立，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任务基本完成。如今，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保护建设的重心，面临阶段性转变——从“怎么建”转变为“怎么用”，需要构建具有整体全局性的“国家文化公园”的内涵体系，并形成相应的发展策略。

　　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以来，学界就一直在探讨其定义和界定，有四种主要观点：一是作为管理模式，是兼顾保护与利用的一种新体制、新模式、新方法、新工具，以实现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二是作为文化的物质载体，具体而言，是对具有国家代表性的、中华文化的一种展示方式；三是作为开放性的文化空间，是文化的空间演绎；四是视作一种全面的文化遗产创新利用和深化发展。从根本上来讲，国家文化公园不仅着眼于文化遗产的保护，更是一种着眼于未来文化的发展的文化生态系统。它揭示了作为代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运河，其文化的诞生与创造、发展与变化、传播与融合、式微与消亡的周期性的动态变化。它不单一地属于管理模式、物质载体、开放空间，或创新利用中的任何一种，而是将培育文化、传播文化、保护文化及创新文化的各种动力综合在一起，有机且综合发挥其效用的文化生态系统。

　　大运河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各方面的全面发展与进步。尽管到工业革命之后，“运河的综合性作用”逐步瓦解，它的经济、交通等实用功能逐渐被新的生产模式、交通工具替代，但运河沿岸的商业、手工业、近代工业、艺术文化等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依然在不断生成中涌现，显示出大运河文化的韧性和发展性。

　　在实现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文化生态潜能的众多路径中，城市休闲是最为关键的一环。休闲不仅被视为一种放松时刻，更是创造性的结构，为人们提供了思考和表达的空间。“休闲是文化创生和造化的时空基础，也是创意的人本心理基础，审美则是文化创意的心理动力机制”。因此，休闲是满足该动力机制的重要途经和情境，其创造的文化创新和文化交流碰撞的情境，是文化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古以来，浙江杭州与运河的发展便是唇齿相依。杭州的名字得于隋代，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下令开凿贯穿南北的大运河，南方起点便选在了杭州，也成为了京杭大运河“南粮北运”的起点。如今，大运河杭州段北起余杭塘栖，南至钱塘江，全长约39公里。

　　城市休闲如何赋能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生态建设？从杭州段的建设来看，作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杭州段）标杆项目之一的杭州小河公园，曾是新中国成立后浙江省建立的第一座油库，也是京杭大运河杭州段的唯一临河油库，于2019年全面关停，并围绕市民休闲生活进行了一系列改造、迎来实现功能迭代，变身成为彰显工业文明的小河公园，保留了油库油罐和历史建筑等标志性文化，以一种属于典型现代文化氛围的全新艺术作品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尤其喜欢在油罐周围拍照、散步……近代工业的遗留，通过休闲的创造性的改变，生成新的文化，同时保留着人们对油罐的记忆。

　　城市休闲作为一种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求的形式，对于激发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生态潜能具有重要意义。休闲可以提供文化创新的情境，促进文化交流和碰撞，加强文化传承与保护，并促进文化共享和参与。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中，通过充分发挥休闲的作用，可以实现文化生态系统的均衡和可持续发展。因此，休闲被视为实现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生态”价值的有效路径，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第一作者系浙江省新型重点专业智库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博士后、温州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第二作者单位系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