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森林资源的破坏有多种原因，为大众公认的是垦荒屯田。笔者以为还有一重要因素即人类的建设活动对木材的大量需求。本文以史为据分析了各时期森林资源的破坏过程，并结合唐、宋、元、明、清几个时代木结构表现出的特征给予说明。而环境恶化其中另一重要因素为"自然之肾"--湿地的消失。这其中也有聚落、城市的"功劳"。湿地巨大的综合经济价值对聚落、城市的形成有凝聚作用，由此而生的环境灾难古代在黄河流域中下游就有表现，而现今正为长江流域覆辙。

　　关键字：中国建筑史；木结构；森林；湿地；环境灾变

　　Abstract: Breakage of forest resources has several reason, The recognized reason by the masses is cultivation. Penman thinks that another important reason is large requirements of wood in building activity of human being.

　　In this article, we discuss the destroyed process of forest resources on the basis of history, and it is illuminated by the characters which timberwork had showed in several dynasty such as Tang, Song, Yuan, Ming and Qing. The other problem is that villages and cities eroded the marsh, which had a baneful effect on environments. A huge synthetical economy value of the marsh has agglomerated effects for village and city, it had brought on a baneful effect on environments in drainage area of ancient Yellow river, and it has happened in drainage area of nowadays Yangtse.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中国古代建筑与城市似乎是有口皆碑。如：中国古代的"堪舆"学强调自然的天文、地理、地况、地态与人及建筑的关系，关注建筑与人居环境的和谐；中国古代建筑大量使用象木材、夯土、石块砌体等可降解或可再生，具有绿色生态特征的材料；再如中国园林师法自然、再现自然、将人文情感寄寓自然的手法等。这些均给中国古代建筑戴上了绿色环保的光环。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古人的建筑活动给环境带来的灾难。

　　一． 木结构与森林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对维持陆地生态系统的平衡起支撑作用。人类文明初期，地球陆地2／3被森林覆盖，约为76亿公顷；19世纪中期减到56亿公顷；20世纪末期又减到34．4亿公顷，森林覆盖率下降到27％。这是人类对森林长期大规模破坏性利用的结果。联合国发布的《2000年全球生态环境展望》指出，人类对木材和耕地的需求，使全球森林减少了50％，30％的森林变成农业用地；原始森林80％遭到破坏，剩下的原始森林不是支离破碎，就是残次退化，且分布不均，难以支撑人类文明的大厦。

　　森林资源的破坏有多种原因，为大众公认的是垦荒屯田。笔者以为还有一重要因素即人类的建设活动对木材的大量需求。

　　纵观森林的兴衰，我们发现森林与人类历史的大动荡有密切联系。北京林业大学王九龄教授在《北京森林史辑要》一书中将北京森林的的消失按历史时期归结为汉魏时森林茂盛，大约从辽金时期起，森林始受到较严重的破坏，元代有增无减，明清后毁之逾甚，乃至新中国成立，森林所剩无几。笔者以为王九龄教授对北京地区森林消失的时代划分在黄河中下游也大致如此，现有一例印证。河南灵宝的旧函谷关，本以松柏之塞而见称于《荀子》，其时自然应是林木茂密；直到西晋人经过这里时，见到的依旧还是谷道两侧崖上松柏蔽天的景象，函谷关也因此才成为天下险要。隋代东西交通大道由旧函谷关向北移至黄河岸边，旧函谷关道废弃，森林被逐渐砍伐，到明清时砍伐贻净。

　　一般而言，一个文明昌盛的时代对资源有更广泛、更大量的要求。汉的文景之治、唐的贞观之治均属此列。汉、唐两代的建筑规模巨大，且建筑用材也浪费惊人。现今人们在归结唐代建筑特征时总有这样的描述即斗拱雄大、出檐深远。这种特征的背景是唐代在文明中心区域还有大量森林资源的存在。然而唐代在实现人类对自然的驾御意识的同时也在吞噬文明中心的生态环境。其后的五代十国，我国古代文明中心的生态进一步恶化，至宋代由于环境原因不得不放弃多朝故都长安与洛阳，而将都城向靠近资源地的东南向迁移。

　　北宋留存下来的《营造法式》为我们系统了解当时的建筑提供了一全方位视野。该书一般认为其修撰目的是防范贪污与腐败、规范做法。笔者以为还有一目的是节约资源。我们将法式对照唐代残留的两栋国宝南禅寺、佛光寺可知，宋代确定的建筑用材比唐代要小。该书虽终由李诫成篇，但却是北宋多代官修同类作品的总结，可见规范并节约用材在北宋各代已是英雄所见，而非孤立现象。其历史背景便是木材这种资源在当时已非俯拾皆是。

　　宋、辽、金、元多朝并立，民族矛盾深刻。其中的征战你来我往，一次又一次地重创了黄河中下游流域的自然生态。与历来战争或发展的破坏因素跌加，以至于南宋小朝廷都乐于偏安江南，而不愿意回到那不毛之地。该时代发生的几个有关建筑的历史现象，让人在品味之时，形同嚼蜡。第一，为辽、金、元对宋发生的"建筑抢劫"现象。第二为元代的减柱造。在民族征战中，劫掠事件常有发生，但抢劫建筑却为鲜见。中国木构建筑其装配式性能促成了这桓古奇闻，深层原因却是木材资源的匮缺。减柱造、移柱法均为元人倡导，大量事实证明，这种方法并不可靠。很多建筑均因减柱或移柱使结构体系摇摇欲坠。这种不科学的方法之所以被广泛使用，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元代的蒙古人骠悍骁勇，攻城掠地战无不胜，他们对战利品也决不手软，不是将建筑整体搬运便是付之一炬。因此战后的重建使木材匮缺也就在情理之中。木材的缺乏也使元人对建筑"精减机构"，这就是"减柱造"的成因；建筑的异地重组可能会因构件的散失而采用拼凑之法。被梁思成先生称为"滑稽绝伦"的元代霍州署大堂建筑概为拼凑之"杰作"。该建筑将中国建筑传统的构材权衡完全颠倒，最荒谬的是大普柏枋上承托的斗拱没有一朵是放在柱头之上，斗拱在结构上的意义完全忘却，随便位置[注2]。

　　明清两代的建筑主材已是捉襟见肘，在南、北两京的营造及象武当山等的大型建设活动中，明人不得不从遥远的云贵山区采伐木材。明清时期建筑斗拱比例缩小，出檐深度减少，柱比例细长等，均反映出原始森林的毁灭，建筑的木材大多为次生林这么一种事实。木材的缺乏使明人开始考虑替代之法，这样文明发展初期就发明的砖由"地下"转入地上，由对圣僧标榜屈尊至凡夫俗子,人们打破对死者所用物品的禁忌开始将砖大量用于建筑的围护及承重体系中。此时用砖建的房屋猛然增多，城墙基本以砖包砌，大式建筑也出现了砖建的"无梁殿"。南方将砖用于建筑的山面，并就势将其升高形成风火山墙；北方则用砖作围护，山墙用砖形成硬山式风格。

　　早在汉代中国人便能在砖上灵活自如地雕琢，其艺术成就在东汉时期的四川广汉三星堆画像砖中得以充分体现。这种技艺在突破禁忌后广泛地用于大、小式的各类建筑中。一般而言明代建筑更趋尊重木结构规则，建筑中砖的使用并未在木结构体系中与木梁、木柱一起作为结构部件参与作用。至清代，砖在建筑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建筑变成了砖与木的混合结构形式。砖作为木材的代用品已为社会所接受，反言之则说明森林资源的匮缺使人类不得不另劈溪径，在新形式下寻找出路。

　　中国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有一种过激的手段便是"破旧立新"。从楚霸王对秦宫殿的"付之一炬"；宋淳化年间对统万城的"斩尽杀绝"；至近代军阀混战"火烧汉口"的历史事实。每一次破坏均给森林生态造成巨大压力。而和平时期也是灾变频仍。据南宋临安志记载，该城就曾有过多次火毁的历史。象这样的灾变也加重了自然生态负担。木材的短缺也使古建筑的模数概念变得斤斤计较，从大尺寸的"材"变成了小尺寸的"斗口"。

　　森林资源的破坏对中国古代建筑风格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我们从斗拱由大到小的演变，可读出环境恶化的含义。唐代的中国建筑以斗拱雄大著称，尔后是一代不如一代。南宋连年的民族征战，重创了中国文明腹地的自然生态，至元代连建筑中的梁柱均捉襟见肘。自明以后中国文明中心的重要建筑主材不得不依赖南方偏远地区来供给，而大部分建筑其形象也越来越"苗条"。

　　二． 聚落、城市与湿地

　　湿地，古人称之为"薮"或"泽"或"海"，《吕氏春秋》有始篇记载古代中国有 "十薮"，其中大部在黄河中下游。被誉为"自然之肾"的湿地是地球上具有多种功能的独特生态系统，它包括湖泊、沼泽以及沿海滩涂等多种形式。所有湿地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均偶尔被水覆盖或充满了水。湿地有着很高的生态与经济价值，它不仅为人类提供大量食物、原料和水资源，而且在维持生态平衡、保持生物多样性和珍稀物种资源及涵养水源、蓄洪防旱、降解污染等方面有重要作用。湿地丰饶的物产，适宜的小气候是人类活动的天堂。

　　有史以来的文化栖息地大多位于滨近河流或湿地的台地、岸旁。大禹治水虽是直接作用于河流，但目的是使滨河湿地的人民免于水患。汉以后由于黄河中下游地域的人口膨胀促使人们将脚步迈向湿地，这对黄河河道有了更稳固的要求，同时也注定了湿地上的文明与黄河的抗争，这种抗争激化了人与自然的矛盾，演绎了一出出激荡、奔放的历史剧。至宋代，被逐出湿地的黄河已是忍无可忍，怒气冲天。北宋庆历年间的黄河第三次大改道，标示着黄河生态的全线崩溃，此后的黄河以更高的频率向湿地上的人们宣战。素有水城之称而现已深埋入地下5米多的北宋东京城，正是这种抗争的牺牲品。开封、大梁、汴梁、汴州、东京、东都、开封府……，这些曾经在历史上辉煌一时的名城，在距黄河仅7公里的今日开封市地下，被黄河的泥沙一层一层地无情地掩埋。黄河的每一次改道又使多少滨河湿地的城市遭受灭顶之灾？

　　黄河流域的生态崩溃促使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一场新的较量在长江流域重新展开。南宋时期，长江中下游及江浙一带开始筑堤圈围湿地，这些被圈围出来的湿地在长江中游称为"垸"，而在长江下游称为"圩田"或"围"或"湖田"。苏轼在任临安督守时曾有大力营造圩田，并向皇帝奏表圩田之利。沈括则潜心研究写了《圩田五说》、《万春圩图书》等关于圩田方面的著作。利欲促使人类以"突飞猛进"的速度蚕食湿地，至今在古代湿地上开发出的经济已是举足轻重，尾大不掉。据中国科学院长沙农业现代化研究所王克林同志的研究，洞庭湖2000余平方公里的围垸湖区工农业总产值已占湖南省1／3，正常年景，粮、棉、油、麻、水产分别占湖南省的28％、83％、42％、85％和51％，与农业有关的加工业－纺织、食品、造纸分别占45％、52％、55％。王克林同志由衷地发出"如此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基地，怎能简单地恢复到天然湖泊状态？"。垸或圩田其初期目的是农业经济，但随着人类的进驻，垸子内逐步有了聚落的形成，有些聚落则发展成为城镇。城镇经济加重了垸子的分量，以至出现了象汉口这样的有近二百万人口的硕大湿地型城市。

　　有500余年历史的汉口自汉水改道后与汉阳分离，属滨长江与汉江的湿地，由于地理区位的重要，逐步有人进驻湿地、开发湿地。又由于湿地内交通不便，管理不易，使官府衙门放任自流，这也滋生了湿地经济。人口的膨胀使湿地上的原始聚落发展成为中国的四大名镇。汉口城墙始筑于清代，这是一将防洪堤垸与城市防御相结合的工程。汉口经济分量的加重也使垸子更为扩大。晚清时期张之洞的一大政绩--张公堤与沿江堤防所构筑的大垸使汉口与湿地彻底割裂。城市防洪与排涝成为汉口城市发展的重要制约。每当汛期来临，汉口全民动员，草木皆兵已成为一道人文景观。我们在赞叹人定胜天气概的同时内心也往往也会漾起一股苦涩。

　　在江汉平原广阔的荆江分洪区，长江、汉江的堤防改变了其湿地性质。该地域的聚落均构筑在一座座的人工土台之上，形成江汉平原独特的景观风貌。沿江、沿河地域则用堤垸侵吞着滩涂湿地。大大小小的堤垸连成一片，使垸子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其结果是长江水位逐年攀升，从1949年至今普遍提高了1.5至3米，堤防也水涨船高，普遍提了2.9至4米。长江与黄河一样变成了一条空中悬河。

　　人类对湿地的蚕食，使湿地作为一种重要资源，在城市经济多样化中有举足轻重地位。另一方面，湿地是天然的蓄水库，夏季吞蓄洪水，冬季吐水还江，并保持不同季节水资源的平衡。湿地的消失使大江、大河的行洪调蓄能力大为减弱，湿地的消失同时破坏了涉水野生动物的生态环境，使其生存和栖息地锐减，更多的动物沦成国家一级保护。湿地的消失也使水体丧失了净化的空间，流域内水体质量降低，加重了水体的污染。越来越多的人在耽心三百多年前黄淮之间的古泗州城被水覆没的历史悲剧会重演。这些均是人类的建设活动对湿地侵蚀带来的恶果。

　　参考文献

　　[1]《黄河流域诸河流的演变与治理》 史念海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9

　　[2]《梁思成文集》 梁思成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6

　　[3]《2000年全球生态环境展望》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联合国"千年峰会"文件 2000，9

　　[4]《营造法式注释》李戒编修 梁思成注释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3

　　[5]《大地的保护神》中国林学会主编 中国林业出版社 1997

　　[6]《近代武汉城市史》皮明庥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