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孔坚，汤河公园红飘带设计师, 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土人景观与建筑规划设计院院长，首席设计师，畅谈其著名作品背后的哲学。

　　ASLA: 用于北京奥运会的新建筑是否是可持续性的？

　　俞孔坚:坦率地说，我认为这些建筑并非是可持续的，因为建筑成本相当高，使用了大量钢材，能耗惊人。当然，我也很自豪中国可以承办如此盛大的体育赛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喜欢这类大型活动和大型建筑，这类活动当然是不可持续性的。

　　现在，北京用水资源短缺，地下水每年下降一米，空气质量糟糕，交通拥堵严重。这些大型建筑使用了大量钢材，是建筑同类比赛场馆所需钢材的十倍甚至二十倍。这些展示性景观耗水量巨大，在可持续性方面，我认为毫无可持续性可言。这是巨大的浪费！此外，就城市和景观而言，大型体育场馆功能亦过于单一。

　　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为中国有实力承办奥运感到骄傲，但我同时也感到，我们有必要认识到这种大型的展示性活动不应过于频繁。

　　ASLA:请解释一下Turenscape,“土人景观”的由来。

　　俞孔坚:土人由“土”和“人”两个汉字组成。土的意思是“泥土、大地、田野”，人代表了“个人、民族及人类”，这两个字结合起来的意思就是“乡土人”，也可以理解为土地和人，体现了我所理解的关于景观设计是一门处理人与土地关系的学科。土人设计院的宗旨就是要在土地与人之间建立起和谐的关系。“土人景观”也包含着乡土人所创造的人与土地和谐的景观。

　　ASLA:在《时代》杂志的访谈中，您提到中国需要一场思想的变革，您说“我们误解了发达的含义，我们需要建立新乡土，用新的语言来表现土地与人之间的关系。”您所指的新乡土的表现形式是怎样的？

　　俞孔坚:这种新乡土体现在它必须应对当代中国的环境问题，解决中国当代的大问题，必须应用本土的材料，包括植物材料，必须服务于普通民众。过去传统的士大夫园林和化妆式的城市建筑，并不适合现代中国，我们应当找到新的解决方式，我称之为新乡土。

　　它应该关注生存问题，而非娱乐或观赏性为导向。它应该用于生存的目的，因为我们人类现在正面临生存的威胁，尤其在中国，我们面临的危机更大：水资源严重短缺，70%的地表水受到污染，地下水位不断下降。中国的危机在于：我们只拥有全球7%的自然资源——水和能源，却要养活占世界总量20%的人口。这就属于生存问题。

　　新乡土完全区别于旧乡土。旧乡土以农业为根基，源于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属于下层文化，中国五千年的农耕经验演绎了与这块土地相适应的文化，这就是乡土文化。同时，我们也发展出属于士大夫阶层的贵族文化。中国园林和中国古典的琴棋书画等属于上层文化，这些贵族文化与生存无关，仅仅是为了帝王、贵族、士大夫的享乐。

　　现在我们再次处于生存的边缘，面临生存危机的不光是农民、普通民众，还有城市精英们。这是我们重拾下层文化的原因，因为这是生存的文化。我们必须找回基于农业文明的一整套生存技术和艺术。这种下层文化无论在西方或是东方的教科书中很少被提及，也很少有人谈论，因此我们对普通的中国人如何利用这些生存的技术和艺术应对生存问题的策略知之甚少。我认为我们现在必须面对生存问题。因此，我把景观设计称为“生存的艺术”。

　　ASLA:您的回答涉及到我的下一个问题：景观在中国艺术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中国式园林是中国绘画和诗歌的传统题材。您所谈论的新景观如何在中国唤起人们对自然的尊重？

　　俞孔坚:士大夫园林属于文化遗产——但那是已死亡的遗产，并非活的遗产。中国有活的遗产，就是下层文化的生存艺术——造田、耕种、灌溉、土地使用和水资源的利用等等。这是我们正真应该继承的传统，应该在当代把这一传统发扬光大，使之发挥效用。景观主要不是出于美化、造园、观赏的需要。我们曾经误以为上层文化就是我们的国粹、是我们优秀的传统，却忘记我们拥有功能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下层文化的优秀传统。这才是我们正真的乡土文化，功能强大的乡土景观。

　　ASLA:我在中国的旅行中注意到，经历发展的很多中国城市似乎看上去都很相似。您过去曾向城市规划者提议利用“反规划”途径，其主要观点是什么？

　　俞孔坚:这正是我努力探索的事情：对传统的城市和区域规划的途径进行变革和创新。传统规划基于人口增长的预测，以经济发展为导向，重点在于开发。政府根据城市人口规模分配土地用于开发，并为此兴建基础设施，满足城市发展需求。这是城市规划的常规模式。我所说的“反途径”是指景观优先，优先规划和设计生态基础设施，首先进行不建设规划，使之成为城市开发建设的限制条件。这种规划方式可做到保障生态服务，保护文化遗产。比如我们可以整合雨洪管理系统、洪泛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区、文化遗产地、绿色走廊等。总之，我们要把这些生态与文化遗产都整合为一种基础设施。

　　在美国，这被称为“绿色基础设施”，但也有人使用“生态基础设施”这样的术语，特指确保生态服务的、基础性的、关键景观结构。生态服务包括提供清洁的水源、新鲜的空气、为多样化生物提供栖息地、提供娱乐休闲和审美启智。

　　ASLA:中国是世界上景观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西北部有沙漠，南部和西南部有森林。针对如此众多的地形，请您谈谈在设计上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在社会、经济和设计解决方案上，天津与西安或者云南的丽江会有何不同？

　　俞孔坚:这正是“反途径”的意义所在，因为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自然和历史特征。城市特色首先源自城市所在地的自然景观和自然过程，中国丰富的自然景观和生态系统为丰富多彩的城市特色提供了可能。高山、丘陵、平原——比如天津就属于平原地区，丰富多样，中国人因此发展出了多种多样的地方文化，因为文化是人们适应环境的方式，是利用自然资源求生存的方式方法的总和。高山、平原、森林、黄泛平原等，这是中国拥有多种文化景观的原因所在，城市因之而各有特色。

　　城市特色的另一个决定因素是历史。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文化，与城市所在的自然景观与自然过程一起，主导城市特色的发展与演化。

　　为了创建和保护每个城市的特色，我们应该首先思考这些特色形成的机制。我们需要“反规划”来保护每个地区的生态基础设施，保持其自然系统的完整性，确保自然过程的通畅，并使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得以保护，如此，城市的文化个性才得以保存下去。

　　ASLA:中山造船厂遗址公园获得2000年ASLA设计荣誉奖，红飘带项目获得2007年ASLA的设计荣誉奖，它们分别反映了您的景观设计理念的不同侧面。请您谈谈这些项目如何体现您的设计哲学？有什么共同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