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拥有世界遗产的多寡，反映了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曾经贡献出的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讲，让散落在中国的每一处世界遗产都能延年益寿，是政府和每一个公民为人类所承担的使命

　　“五十万岁的‘北京人’将有新家了。新馆的奠基仪式已经举行，它的面积会是老馆的8倍，现在遗址内的建筑要拆掉，从而把周口店恢复成一个真正的古人类遗址。”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是中国的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遗址博物馆馆长杨海峰说，“当年成为世界遗产时，周口店都没有像样的保护规划，这些年，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要求越来越具体，建立缓冲区呀、进行日常监测呀，周口店的保护也随之越来越规范。2006年通过的《周口店遗址保护规划》，重新规划了遗址范围，划定了8公里的缓冲区。2007年，周口店开始对遗址本体及周围的大气、温度、湿度进行日常的监测，《周口店遗址保护管理办法》也于2009年6月1日起施行，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现有的污染环境的工矿企业必须退出，以后也不得新建会产生污染的工矿企业，即使是考古发掘活动也必须报国家文物行政部门批准。”

　　5月19日至20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了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工作会议，敦煌莫高窟、苏州古典园林、颐和园、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等世界遗产地的代表介绍了他们开展的遗产地日常监测工作情况。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司长关强告诉记者，世界遗产委员会早在1994年就确定了世界遗产监测制度，监测的内容包括对各个世界遗产地的保护状况定期进行专业检查、审议和评估，执行反应性监测等。今年正好是六年一度的监测期，中国2006年以前的世界遗产都得提交保护报告，这也是各个遗产地自我总结与回顾的契机。

　　“不是没有列入濒危名录、没有被除名就说明我们的世界遗产保护得有多好”

　　经过短短20多年的发展，我国目前共有38项世界遗产，其中27项文化遗产、7项自然遗产、4项自然和文化双遗产，世界遗产拥有量居世界第三。

　　“中国的世界遗产目前还没有一项列入濒危名录，也没有被除名的危险，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的世界遗产保护得有多好，中国人好面子、护犊子，传统上认为家丑不可外扬，所以一般情况下，事情不会发展到被除名的地步，但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依然很多。”关强说。

　　1994年得到我国政府同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委派专家小组来中国，对我国1987年首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万里长城、北京故宫、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秦始皇兵马俑、敦煌莫高窟等五项世界遗产进行了实地监测考察，以后又不断地对我国新的遗产项目进行监测，经过多次的专业考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我国遗产项目的保护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2006年，文化部颁布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中国开始对世界文化遗产和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文物保护项目实行监测巡视制度，因保护不善，致使价值、真实性和完整性受到威胁的世界文化遗产，将由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警示名单》予以公布。同年12月，国家文物局颁布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巡视管理办法》，明确了世界文化遗产的监测程序、职责和内容，规范了监测行为。

　　在2007年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丽江古城受到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关注和询问，专家质疑丽江是否足以应对社会发展和过度开发的压力。

　　丽江1997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后名满天下，10年间，丽江古城的纳西族居民从原来的4万人左右减少到几千人，大多数人搬离了古城，代之的是成千上万的游客。许多商业街区店铺的主人说话的口音都是外地的，一到晚上满街的红灯笼和酒吧也令人如处闹市。

　　什么样的遗产会被列入濒危名录？一是破坏了遗产自身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二是遗产及周边环境的整体性受到破坏。遗产地外围历史环境所面临的现代建设与经济发展的挑战，在国际上具有普遍性。在我国的不少世界遗产地，为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兴建了许多新建筑而导致遗产周围过度商业化；有的在遗产地周边实施掠夺性开发、破坏性建设；有的紧邻景区建星级宾馆、饭店、修缆车、索道等现代设施，这些情况，都严重破坏了遗产的整体性。

　　我国目前已经建立了国家级、省级和遗产地三级的监测体系。尤其是国家文物局进行的主动监测和反应性监测越来越多。比如2004年成为世界遗产的大同云冈石窟，一直深受空气污染、酸雨、煤灰、居民生活的排放物的影响，2009年大同市耗资5.6亿元对景区周边环境进行综合治理，然而人工湖、仿古商业一条街、窟前道路和广场等项目均在云冈石窟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而且未依法履行审批程序，对遗产真实性造成很大的损害，国家文物局多次派调查组赴大同督察，多次约见大同市相关领导，还与文物专家一起召开调查处理专题会议，促成问题的解决。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申遗只是一种较好的选择，而不是唯一的选择

　　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各地出现了一股申遗热，但事实上进入世界遗产的通道越来越窄。

　　世界遗产委员会于2001年底作出决定：全世界每年入选项目总数为30个，每个国家每年最多只能有一处入选。在2004年的第二十八届苏州世界遗产委员会上，又调整为一国一年可以申报两项世界遗产（但至少一项是自然遗产），提名总数也增至45。在第三十三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共有30个国家申报了30项世界遗产候选项目，只有14个国家申报的13个项目最终被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为了挤入世界遗产名单，前些年流行的捆绑申遗、联合申遗也频频受挫。国家文物局于2006年12月15日公布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由原来的60多项瘦身到35个，现在还有32个正在排队等待，即使顺利的话，也要排到本世纪中叶了。

　　关强坦言，中国疆域辽阔，文化、自然遗产极为丰富，可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远不止目前的38处。目前预备名单中的项目也都是非常有分量的。预备名单其实也是一种监测，一处遗产一旦进入预备名单，必须按照世界遗产委员会制订的标准进行筹备。这种筹备包括对遗产本体及其周边环境进行修缮、整治，建立相关机构，编制总体规划；阐明突出的核心价值等等。

　　文化线路是目前申遗的热点，但中国这部分遗产的整体保护状况不容乐观。以大运河为例，首先是家底不清，经历了长时间变迁，许多遗产消失了。其次是保护体制不完善。大运河作为目前还在发挥作用的航道，一直由各地水运部门或交通部门分段管理。人们只注意“黄金水道”货运量的增长与否，很少去关心运河文化的保存。文物部门大多未能主动介入对大运河文化遗存的监控。三是乱开发严重。大运河一些沿岸城市以运河为品牌开发房地产、拆毁原先的风貌，极大地破坏了运河的历史文化符号。所以大运河进入预备名单，意味着保护提速，必须尽快立法、编制保护规划才有可能在2014年顺利申遗。

　　五台山去年6月成为了世界遗产，五台山管理局副局长郑炳秀亲历了那个瞬间，他说，今年五台山由于气温低，雨雪天气多，旅游至今也并未升温，一个月也维持10万人的流量，而在2006年决定申遗之前，曾有过一个黄金周就几十万人的情况。“中国的世界遗产中有一半以上位于风景区内，旅游开发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以前申遗成功带来的最直接、最明显的变化，莫过于经济利益，但现在这更是一种约束，急功近利的开发正在让位于可持续发展。现在考虑赚多少钱的事有点儿早，一个品牌的建设是长远的事情。”

　　申遗之前五台山进行了第一期的拆迁，现在相关的一些赔偿还未完成。前不久，按照整体的保护规划，五台山进行了核心区外围的第二期的拆迁整治。而且按照相关的要求，管理局也在核心区设立了监测系统，对游客量、大气污染等指标实行日常监测。

　　申遗只是一种较好的选择，而不是唯一的选择，毕竟对于中国，世界遗产已经从过去的荣耀变成更多的责任。

　　“除名是一种惩罚机制，但这种惩罚对于遗产本身，近乎毫无帮助”

　　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世界遗产第三大国，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正在步入后遗产时代，由过去的重申报向重管理过渡。

　　对于世界遗产，国外谈得较多的是保护，不谈或者很少谈利用，而在中国的经验里，是不仅要保护，还要利用。所谓“充分保护适度利用”，只不过真的要做到这一点太难了。

　　目前在中国，世界遗产没有一个统一的世界遗产管理部门，比如故宫属于国家管理，而颐和园属于北京市管理，曲阜的“三孔”由山东济宁曲阜管理。各级地方政府一方面对世界遗产起着监督职能，一方面又可能直接参与到对世界遗产的经营和使用，监督者和使用受益者的角色重叠，破坏了游戏规则中的制衡性，导致一些遗产地的管理水平十分低下。近些年发生的曲阜孔庙梁架彩绘被水冲洗、湖北武当山遇真宫主殿被焚毁等事件都暴露了管理体制的弊端。

　　关强认为在现行体制一时不能改变的情况下，应该加强立法，对于世界遗产没有专门的立法就谈不上真正的保护。“列入警示名单甚至除名无疑是一种惩罚机制，但这种惩罚对于遗产本身，近乎毫无帮助。遗产是不可再生的，遗产除名，受害的是遗产本身，伤害遗产的人却仍然逍遥法外。而且除名之后，世界遗产地的处境将更令人担忧。”

　　世界遗产有一个标志，外边一个圆形，中间一个菱形，外边那个圆形象征着大自然，或者说自然的造化，中间那个菱形标志着人类的创造，两个图形结合在一起，就象征着人和自然的一种完美的结合。一个国家拥有世界遗产的多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曾经贡献出的智慧，而每一处世界遗产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突出价值。

　　记得有一位西方学者曾经羡慕地说，“我们有的，你们迟早会有；而你们所拥有的，我们永远不会有。”从这个意义上讲，让散落在中国的每一处世界遗产都能延年益寿，是政府和每一个公民为人类所承担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