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独家专访“中华文化标志城”战略规划设计首席专家—— 

　　全国政协会上，山东将在济宁打造“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消息一经披露，引起广泛关注。 

　　为什么这个项目叫中华文化标志城？葛剑雄的“文化副都”概念是如何出炉的？打算如何建设？建设规模有多大？ 

　　３月１４日晚，该项目复旦大学课题组首席专家葛剑雄在北京银科大厦１７层接受了《齐鲁周刊》记者独家专访，阐述了他对该项目的参与和理解。 

　　作为一名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的足迹早已涉及全球包括南极在内的七大洲。作为一名学识庞杂的人文学者，他乐意在媒体报端着文发言，对时事积极发表尖锐的观点。 

　　从网上贴着的他那些身着鲜艳的冲锋衣，身前身后冰山企鹅的照片来看，他实在很像一位精力充沛、野外经验丰富的“驴友”。此次记者见到他本人，却是一位轻微驼背的好脾气小老头。 

　　关于中国文化标志城，葛剑雄对近期舆论对他的非议很不屑，“没理解我的原意就乱发言的人太多啦！” 

　　构思：“文化副都”为北京减压 

　　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出发点是通过一种物化的手段唤醒国人对民族精神的重视和保护。 

　　齐鲁周刊：您第一次了解到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是什么时间？ 

　　葛剑雄：学校领导要我参加学校规划设计院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是山东省济宁市委托复旦大学给“中华文化标志城”作一个战略规划，也就是提供一个总体的思路。 

　　当时是２００６年五六月份，气温比较高了。我们在考察了九龙山等地离开济宁的时候，天正下着大雨。 

　　齐鲁周刊：您的“文化副都”概念提出的背景是什么？ 

　　葛剑雄：关于文化副都，南非就有行政首都和立法首都，不在一起的例子也是有的。还有一个背景，前阵很多人都说北京的迁都，我认为迁都是不现实的，但是可以分散它的文化等功能。 

　　比如全国运动会并不都在北京举行的，最早在北京举行的，现在济南也建好了场馆，这也不是不可以的，那么文化为什么不可以呢？副都的概念就是从这个角度来提出来。 

　　济宁市（辖曲阜、邹城）在传统文化资源方面有很大的优势，正因为如此，我提出了“文化副都”的概念，即根据承担的功能，建一座新城，使它承担一部分首都的文化功能。将原来应该建在首都的文化设施建在新城，将原来应该在首都举办的典礼、仪式、活动、展示移到那里去举办。这样做的好处是，减轻首都已经很繁重的压力，缓解首都的过分拥挤状况。 

　　齐鲁周刊：早在１９８８年，诺贝尔奖获得者集会巴黎时曾这样评价：人类要在２１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到２５００年前的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智慧。您如何看待孔子文化？ 

　　葛剑雄：孔子由人类繁衍本身总结出来的伦理、纲常，是对社会、家庭等关系的解构，孔孟之道对我们的族群最大的贡献价值就在于，有利于形成人与人之间有序的和谐关系。从汉代开始，儒家学说成为民众一直恪守的伦常关系及生存哲学，已经融入了中国人的骨子里。 

　　世界上建立了二百所孔子学院，文化城建成后，可以将总部从北京迁到那里，可以依托现有的孔子研究院扩建，组织对院长及学员的培训，实践儒家传统文化，进行文明对话，颁发联合国孔子奖（由山东出资设立），举办全国教师节的活动，为优秀教师颁奖。 

　　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出发点是通过一种物化的手段唤醒国人对民族精神的重视和保护。 

　　规划： 

　　文化标志城的灵魂最重要 

　　如果将国家纪念堂建在“中华文化标志城”，今后像清明纪念、抗战胜利纪念、历史伟人周年纪念等就可能在那里举行，平时可供民众瞻仰。 

　　齐鲁周刊：复旦大学把济宁的项目交给您，您和设计团队为这个项目做了哪些工作？ 

　　葛剑雄：我们到济宁当地做了实地调查，听取了当地领导的各方面的介绍，还得到了很多当地基本的总体规划等各种资料。可以说，我所负责的规划来自于对当地地域文化的详细了解。 

　　整个方案并不是我一个人做的，只是我提的东西比较多一点。团队里面有研究历史学，有研究文化的，包括国外文化比较研究的，有研究哲学的，也有研究环境、生态保护、经济、旅游的，建筑规划的也有。 

　　方案做好了以后，我们沟通比较密切。我们在这两年开过论证会，在上海也开过几次，最后一次是山东召集一个有４０多位包括文学、哲学、历史、考古、文史、建筑等方面的专家开会，我们和人民大学都去了。当时，我们花一个小时进行最后答辩。最后得到了济宁方面的认可。 

　　齐鲁周刊：按您最初的设想，中华文化标志城建成后的规模有多大？ 

　　葛剑雄：我规划的核心区就是建一座中华伟人堂暨国家纪念堂。 

　　众所周知，北京现在只有一座毛主席纪念堂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者是专用的，后者只纪念１８４０年以后的人民英雄，所以，应该有一座国家级的纪念堂，纪念各民族的祖先、杰出人物，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丰富我们国家的礼仪。建国快６０年了，但我们缺少一个国家纪念堂， 

　　其实，法国巴黎就有先贤祠，不少国家都有法定的国家纪念堂，宗教国家都有国家教堂。如果将国家纪念堂建在“标志城”，今后像清明纪念、抗战胜利纪念、历史伟人周年纪念等就可能在那里举行，平时可供民众瞻仰。 

　　同时，文化城还要建设一个历史展示馆，一个文物展示馆和广场，都集中在１平方公里的核心区。然后就是中心区，包括世界文化展示，遗产展示，那是在１０平方公里的范围。 

　　最后再说外围，比如５６个民族，每一个民族有一块地方来展示，全国所有省市都有地方来展示，海外华人愿意来的也可以来建，这一块控制在１００平方公里范围之内。 

　　齐鲁周刊：这个文化城建成之后具体是个什么样子，能否描述一下？ 

　　葛剑雄：现在只能说是大致的文化城项目的布局创意。它除了连接曲阜、邹城的九龙山精神轴的三大建筑群外，还有分别位于曲阜及邹城的孔庙到孟庙之间的南北轴线上，布局着各类文化组织单位如孔子学院、儒商会馆，世界华人会馆，亚洲文化联盟总部的设计规划。 

　　在从曲阜师范大学至九龙湿地湖附近，拟建造各种大学，学院，文化产业研发中心。 

　　由此形成一个国学学术范围比较浓的文化区域，由此向全中国、全世界传播中华文化。相比博物院、纪念碑以及文物古迹，具有文化传播功能的各种学院和大学，才是文化标志城的灵魂所在。 

　　另外，你还可以到济宁去看我的详细规划。 

　　往昔： 

　　一个历史地理学家的足音 

　　硕士期间，我已经转了一大圈了，到了内蒙。博士期间考察的地方更远一点，到新疆去了。 

　　齐鲁周刊：您青少年时期对历史地理是不是有过特殊偏好？ 

　　葛剑雄：念初中的时候兴趣很广泛，什么都学。家里穷，父母不会辅导，也没有钱买书，所以拿到什么看什么，看到什么有趣就喜欢什么。有段时间对古典诗词感兴趣，还去参加过数学竞赛。 

　　初三的时候有个老师开了个班，搞无线电收发报，我也一直学。一度对航模感兴趣，就做航模。我记得当时体育课通不过，怎么办呢？老师说你航模水平相当于等级运动员，那么就算体育通过了。 

　　到了高中我慢慢明白了，经济条件有限，不可能去做费钱的事。什么不费钱呢？就是写写东西，看看书。自从参加过那次数学竞赛，我也明白了，自己在数学上大概没有什么天分，所以高中时候把兴趣转到了人文方面来了。 

　　齐鲁周刊：据了解，实际上您在博士毕业之前就已经开始走万里路了？ 

　　葛剑雄：当时我最想到北京去念书，这一辈子总是觉得北大是最好的学校。但是１９７８年报考研究生时我已经结婚了，觉得成家以后马上离开总不太好，就选择了上海。 

　　当时“文革”结束不久，我觉得搞哲学、文学太烦，后来一看复旦大学有个历史地理专业，当时不晓得历史地理是怎么回事，以为又是地理又是历史，这两门我都喜欢的。 

　　这个专业有其特殊性，历史地理嘛，所以要多走。硕士期间，我已经转了一大圈了，到了内蒙，博士期间考察的地方更远一点，到新疆去了。 

　　齐鲁周刊：作为走遍世界各地的历史地理学家，您对山东人是个什么印象？ 

　　葛剑雄：我是研究历史地理的，从历史上看，正是当年历尽千辛万苦，百折不挠勇闯关东的山东移民和他们勤劳勇敢的子孙，开发捍卫白山黑山，保全了祖国的东北边疆，祖国和人民将永远铭记他们的伟大贡献。 

　　关于葛剑雄 

　　葛剑雄， 祖籍浙江绍兴，１９４５年出生于浙江湖州。全国政协常委，历史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